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践行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思考

本文从《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论述出发,从社交媒体发展、肯定性新闻与公民自治三个维度对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进行讨论,探索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与公民自治的可能性.     

“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子商务专利侵权中的适用——兼论《民法典》第1195条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通知—删除”规则在有效制止电子商务专利侵权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在21世纪初引进“通知—删除”规则，逐步构建了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的“通知—删除”规则。《民法典》正式施行以来，“通知—删除”规则在适用于电子商务专利侵权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存在规则滥用隐患，权利人与商家利益失衡，通知与反通知的审核标准难以一致，因错误通知造成商家损失难以恢复，等等。解决好这些问题，需从专利侵权的特殊性出发，贴合《民法典》第1195条的规定，遵循“通知—删除”规则的立法目的进行解释适用；应重视和探索电子商务平台的自治能力，推动“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子商务专利侵权中的解释适用。     

后疫情时代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探究

现代社会中,社区作为社会基础以及城乡最基层的组成单位,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的维护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当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社区治理的现状时,发现城市社区在面对重大的社会事件过程中,作为最基础的承压的一方,表现出了较高的韧性,发挥了基础作用.但是,现有的基层治理体系面对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时仍然暴露了其不足的一面,社区发展良莠不齐,组织度差异程度大,居民自治意愿存在区别,政府政策的差异与配给资源的多寡不均等多方面影响着社区的健康发展.城市社区有必要在完善法律法规,积极发挥党组织带头作用,推动各主体广泛参与,完善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人才培育工作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终建构出满足时代要求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     

行政契约、行政合同、行政协议用语的厘清

行政契约(合同)是现代行政发展中的新事物,传统的行政理论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时显得局促不安。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该领域广泛关注。有的学者从对德国、日本、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出发探讨,有的学者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展开讨论,他们在论述中的用语并不统一,"行政契约"和"行政合同"交相使用。而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行政协议"的提法也呼之欲出,如今,"行政契约""行政合同""行政协议"的说法不一,在理论和实务的运用中显得混乱。本文认为,一方面,行政契约系纯粹的学术用语,但其范围并不当然就涵盖行政合同,二者为对统一问题的不同用语阐述,在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中,行政合同替代行政契约的说法变得更为流行。另一方面,行政合同和行政协议的提法在法律文件和司法实务的使用中需要统一规范,这一点需要统一的立法来回应,以保持法律用语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