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主要在伦理的觉悟、阶级感情的绝对化和人情、人性的表现等维度展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一方面是思想启蒙、阶级斗争、市场经济等时代话语对小说伦理叙事产生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是小说伦理叙事积极参与20世纪主流话语的价值体系建构。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末,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虽然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比较复杂,但整体上保持着与时代同构互动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指向。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镜像式地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变革的历程。     

快手 让每一个乡村都能“被看见”

这两年,什么最火?毫无疑问,是短视频。不管是等公交、坐地铁,还是逛街、用餐,几乎人人都在盯着手机"刷"短视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含短视频)规模达7.5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6.48亿。     

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校园期刊是新诗及新诗观念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新潮》强调办刊人的"共同主张",紧随《新青年》办刊理念,选诗以白话新体为限,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具象式写法;在议题设置上更重视新旧文学之争,理论批评主要是为新诗合法性找理据,在"自然"和"自由"的诗体解放旗帜下,扩展新诗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新潮》与《新青年》《少年中国》构成同盟关系,增强了自身影响力,为白话新诗派壮大了力量。《清华周刊》及其《文艺增刊》虽然也强调办刊人的"共同兴趣",赞同诗体解放,但更强调"诗体创造",将情感、想象视为诗的本质,丰富了新诗表现手法;在议题设置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多围绕诗体规范与创造的具体细节展开,注重相互评鉴;《清华周刊》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因诗学趣味相近且有合作,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知性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中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

《精神现象学》的第三章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问题,这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为克服康德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使之成为客观的精神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知性围绕着它的对象"力"所经历的辩证经验是有限性意识向着无限的第一步跳跃,当无限成为意识的对象时,意识将成为自我意识。但这只是自我意识的起点。黑格尔的自我是无限,一切实在性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它有待将自身展开为客观的精神。     

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

伴生文本作为大多数读者阅读文本之"门",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翻译学界,研究者大多通过比较原文和译文,找出翻译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动因,而较少专门对原文和译文的伴生文本成分进行系统性地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比较《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包括内生文本(封面、宣传页、序言、注释、封底评价)和外生文本(原作者的演讲和译者的采访、书评、读者的评价),发现翻译活动的参与人(如译者、出版商和赞助商等)在设定目标语文化语境中伴生文本的相关信息时,主要以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这种导向有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作思想内容和原作者意图的理解。     

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墨子》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

《墨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典籍。在文学史上，《墨子》以其突出的逻辑性和语言质朴著称。拟对《墨子》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进行初步比较分析，以期丰富《墨子》的翻译研究。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