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政治的认知方式——政治现象描述与政治精神省察

政治的认知方式——政治现象描述与政治精神省察任剑涛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在历时性层面，人，自他诞生之日起，就着手架构和修饰使人类合作地生活的社会政治大厦。并且在社会的进程中，...     

廓清儒学研究的知识边界——李锦全先生儒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本文从儒学研究价值选择与知识清理的视角,探讨了李锦全先生儒学研究的时代价值与知识意义。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廓清了儒学研究的知识边界,即儒学自身的性质归属问题;儒学的原始性与包容性问题;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     

学术贫困、学者自律与警察意识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基本上没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问世①.这是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这是一种显然的学术贫困②.     

从冲突理论视角看和谐社会建构

当人们审视和谐社会建构的理论问题的时候,习惯上总是把化解矛盾达到和谐作为一个预设前提来对待的。因此,在讨论和谐社会建构所涉及的诸理论问题的学术文献中,人们大致就将冲突问题排除在外了。其实,从现代冲突理论的视角看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是可以获得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和谐的意义之所以得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是相对于冲突而言的。在特定的意义结构中,如果没有冲突,和谐的价值前提就丧失掉了。和谐与冲突的对应关系结构,决定了离开冲突就无所谓和谐。另一方面,和谐是对冲突得到解决的结果的称谓。如果我们把和谐当作…     

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全球治理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现象,但全球治理之共识价值的贫乏,却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距离。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健全推进是不利的。因此,寻求全球治理的正当价值基础,就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的精神建构任务。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文明冲突,建构全球治理的共识性价值,其前提是走出追究价值发生学意义的狭隘境地,其特点是兼取、综合西方与非西方不同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价值理念。     

现代性的中国关怀

从问题的发生学角度讲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与作为一个实践问题的现代化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相携出场的 ,但是从问题的相关性视角看 ,两者实际上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都是交织着的 ,只不过当两者显示自己问题的特殊蕴涵时 ,现代化作为社会实践方式是先在的 ,而现代性问题则是在现代化显现出某种明显缺陷时才被人揭示出来 ,因此它的理论指认性质明显强于实践操作性质。进而 ,从问题的地域化特色分析 ,现代性问题与现代化问题都是西方现代社会运动过程的产物 ,只是在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为普世的理念与社…     

权力私有化与改革前景

何以改革中会出现严重的腐败与不公的分配?为什么握权者能够那么方便地获取利益,而无权者在利益分配机制中处于那么不利的地位?制约改革健康发展的权力私有化,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拦路虎。诸种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现象,正是权力私有化导致的。能否解决权力私有化问题,已成为决定进一步的深度改革成败的瓶颈问题。     

两种视角:企业的企业家与社会的企业家

从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角度谈论企业家与从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家，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就现代社会来讲，企业家绝不只是一种从事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的角色。单单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无法真正看到企业家在社会政治生活、道德价值观念上与文化教育诸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天下”:三重蕴含、语言载体与重建路径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之天下情怀的讨论,新见迭出,方兴未艾。那么,展开对于“天下”文明的讨论,其意义究竟何在?当下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肆意泛滥,人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和分析世界。整个人类文明,正踯躅彷徨在危险的十字路口。此时此刻,适值“中华文明再出发”的前夜。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能够理性地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足可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在文明论意义上,中华民族,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通过对中华文明之“家国天下”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是否会有化解文明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超越了现代性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在“新天下主义”中充当何种角色?概言之,“天下”情怀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全球治理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本刊特邀赵汀阳、任剑涛、许章润与关凯诸先生,围绕“新天下主义”予以深入研讨。通过此组专题笔谈,相信会对“天下”文明的研究有新的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