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使命——城市文化品位的历史积淀与当代提升

中国业已进入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城市自古就存在和发展着。但是,城市化则是一个现代事件。就此而言,古典城市与现代城市的界限便划分开来。这是一种城市格局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古典城市与现代城市之间存在,同时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存在。如果说这种差异,在表象上是由城市的自然环境、人文名胜等物化的东西来显示的话,那么,在深层次上,则表现为城市的文化品位的高低。城市的文化品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历史积淀,更有当代提升。在这中间,文化历史延伸与国家和人类发展的紧密关系,呈现而出。城市的文化品味,由此具有了值得人们注意的价值…     

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读经、儒家立场与文化屈从

以读经为楔子,从政治与教化关系、传统重光与文化屈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儒家经典权威如何被重塑、儒家价值立场和现实抉择在“现代”的基本处境。在比较分析中,凸显试图重光儒家价值的学者内在具有的“文化屈从”特点。并以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为参照,描述了儒家经典权威在文化断裂的社会变迁中,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作为自证其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其实不是一种恰切的进路。而适度切割内圣与外王、政治与道德教化,反倒使儒家经典能够顺应时代变迁,重建其在现代处境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告别文化屈从。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为建国立规——孙中山的建国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从晚清到当代,中国一直处于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在各种不同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的国家建构方案中,孙中山的国家建构方案最值得人们重视。因为,孙中山不仅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建国实践和建国理论两个重要支点,而且在建国实践的进程安排上,刻画出了共和建国的结构状态图和渐进路线图。华人地区真正具有现代性保障的政治体建构,正是循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以及建国进路而成就的政治业绩。对于今天处于建构现代国家关键时刻的中国大陆来讲,重归孙中山的建国思路,遵循其建国路线而积极作为,可能是中国大陆建构起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国家的一条可行路径。     

我们该如何做是好：论桑德尔的《公正》

美国道德-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著作《公正》翻译成汉语出版后,受到读书界的热烈追捧。但分析起来,桑德尔的这本书不过是一本聪明而不睿智的通俗读物而已,而且在论述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采用了不太恰当的、以极端情景诠释日常德性的进路,因此并不能实现他所期许的提升读者道德判断力的预期目标。在中国情景中,桑德尔此书具有启发作用,但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国家何以避免衰败:比较政治学的国家主题

比较政治学以国家结构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为基本主题。国家有着兴盛与衰败的不同存在状态。人们一般更为注重国家的兴盛。其实,不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国家不可能实现强盛目标。兜住国家的衰败底线,在古代和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它决定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极端重要性。避免国家理念的僵化、制度的走形和公私生活的失衡,是兜住国家衰败底线的基本要点。关键的着力点,在于国家形成一种公权法治化、私人生活可节制的状态。公共化与私密化的两极状态,都会伤害国家的健康发展机体,促使国家走向衰败。而国家的自我调适能力或开放进取精神,对国家能否兜住衰败底线,也有着重大影响。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重申方法--论传统伦理反思的问题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自近代以来,传统伦理的反思就此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但是,对传统伦理的单纯礼赞和轻率拒斥,妨碍人们建立起传统伦理反思的确当问题意识.因此本文强调建立起这种问题意识的四个前提告别二元对峙思路;告别单纯的思想史定位;告别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告别与伦理实践相疏离的玄思方式.进而以六大问题支撑起这种反思的合理性凸显传统伦理的结构特点;比较中西伦理的异同;勾勒传统伦理反思方法;刻画伦理-社会互动情形;寻求现代伦理理论建构;摸索现代伦理实践方式.     

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

儒家移借了“内圣外王”的理念，把它作为伦理政治的中心信念进行了最内在、最系统、最深入的阐释，在孔、孟、荀、董四个原创的思想家那里，内圣外王代表了伦理政治理论中伦理和政治两个指向的最佳状态；它所讲的其实是伦理政治从源起到普遍推展的递进过程。内圣外王强调政伦双修，其实是为了解决伦理政治的政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