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的民主渊薮：读《从投票到暴力》

在民主转型的起始阶段，塑造民族、建构国家、政治选举、说服公众、赢得权力、引发暴力等等事务复杂地关联起来。其中，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关系，成为决定性影响民主转型前景的核心关联。斯奈德尝试在投票选择国家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政治安排中，刻画争夺选票的精英说服中存在的四种民族主义类型。他从中提炼出从民主投票到政治暴力演变的论述主题，试图告诉人们，唯有公民民族主义才足以为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冲突解毒。但他的分析遵循的是一种由个案描述得出规范结论的进路，其论述可信性是需要改善的。     

举国体制、超大型项目与国家的均衡治理

中国的国家治理到现在主要还是举国体制，大家都知道举国体制是革命时代的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一种体制作为比较政治经济体制来讲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国家治理的重点是在国家政治建构任务告一段落情况下，主要是在经济、社会领域里头动员国家的基本力量来进行国家治理，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反思与前瞻

近两年,中国政治学界致力于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这是学科发展处在当前环境下的一种应急性表现,它为中国政治学的生存拓展出一片空间。在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积极性普遍高涨之际,需要对之进行更深层次的学理审查与前提批判,才能保障这一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健康发展。据此,才会避免这样的努力成为叠床架屋的圈内话语、挣脱规范的自封创造与无法检证的脱缰野马。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树立旗号风气较为流行的情况下,需要人们醒觉政治学研究的共同价值取向与全球研究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同时清醒意识到政治学研究的实践引导责任和规范思考需求。为此,我们在赞赏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相关努力的同时,对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现状进行反思,对其前路做出展望,以期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取得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伦理与政治之间──儒家忠诚伦理的分析

在伦理与政治之间──儒家忠诚伦理的分析任剑涛＂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一语，道出了忠诚伦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为贯通了儒家伦理主张和政治要求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造就了以伦理干预政治的思维定势...     

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

政治思想家们都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理论致思可以收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实际拄制效果。对 期望以理想指导现实的政治思想家而言，重要的是将理想一贯到底，使之能够主导社会政治生活，理想 也就有可能兑现为现实。对于就现实论现实的政治思想家来讲，当然就务必构想或设计一套有效的控 制方案，使各种必须加以约束的人与事可以严密地控制起来，使之收到保护杜会“秩序”的效果。前者正 可以说是早期儒家必然行走的道路，后者则是法家所采取的大致思路。事实上，在上述政治统治类型的 区分之外，儒法的设计在真实的政治运作中只能互补而为，这是由人的思想与行为互动的规定性所决定 的，但在理论建构的范围内，德性主导便具有排斥政治强控的要求，因为强控是与德性背逆的。因而，早 期儒家确立起伦理主导政治，以政治来实践伦理规范的大思路之后，他们也就势必要将伦理准则深入到 社会各个领域，从中树立伦理的至上权威性，以期达到伦理本身的“自我实现”。这也是早期儒家的理 论，所注定的一种理论趋向。可以说，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落实到政治的操作领域，便必然成为一 个以伦理规范来统率政治操作的直贯系统：唯伦理成为其政治精神，由此导致唯政治化局面，两者是合 二而一的。而伦理规范直接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凸显这一问题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分析群体行动及其治理的无序化与组织化两种状态，引伸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化思路；其次对群体诉求表达的制度安排机制进行梳理，指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供给必须在国家基本制度和运行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