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蔡大嫂的“川辣子“气质

《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气质源于不遵礼法的巴蜀文化传统 ,对这一气质的反封建意义不宜脱离历史 ,估价过高。     

20世纪巴蜀学者书家简论

书法家的水平高低与其传统文化底蕴、书法技法的深入程度、做事为人之胸襟密不可分。凡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较有成就的学者书家，至少都在学问的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20世纪巴蜀学者书家在深厚的学问修养之外，书法成就各有优长。其代表人物如赵熙、谢无量、乔大壮、郭沫若、刘咸炘、向楚、徐无闻等都足以为书法学习与研究提供典型范例。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2011年8月18日至8月27日,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     

魏了翁的书院教育和助手李肩吾

魏了翁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学术活动之一是书院教育,独办书院占了他出仕后近四分之一的岁月.本文对其书院教育活动作了清理,辨析了宋代鹤山书院地址,着重对其主要助手李肩吾进行了首次较为全面系统的评介.     

巴蜀傩坛三圣之“土主”考

巴蜀傩坛三圣之"土主"并非"随地异祀"的一方之主,而是确有其人。"川主、土主、药王"三圣合信合祀之风的盛行、文昌信仰的兴起和《文昌大洞仙经》弹演,促使"壁山神"赵延之登上傩坛,成为巴蜀傩坛"三圣"之一。     

三星堆出土青铜虎形牌饰——兼论巴蜀虎形器物

关于虎形器物,在三星堆遗址中曾有多件出土.在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遗址中亦出土多件虎形器炉,时间在晚商至西周,在晚于上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物中亦多有虎的形象出现.总之,在巴蜀地区早到殷商晚至近现代虎形器物或装饰一直盛行不衰.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虎的民族.这与他们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可说是他们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体现.     

论唐代巴蜀地区酒业

巴蜀地区酿酒源远流长,自古盛名。唐代巴蜀地区酒业兴盛,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主要酒产地和酒品众多,其地理分布与当时巴蜀地区的经济格局大体一致;盛产各种黄酒和配制酒,并具有历史悠久、浓郁醇厚、清香滋润等特点;酒肆林立,饮宴盛行。唐代巴蜀地区酒业的兴盛,为如今独树一帜的巴蜀名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元犯蜀与民众的大迁徙

蒙元在征服蜀地的过程中,初期实行战争恐怖行为,肆意屠杀军民,掠人为奴.忽必烈称帝后,虽然有所纠偏,但元军的残暴行为并没有绝迹.蜀地民众被迫四处逃散以避祸:有人逃往川东和西北地区,更多的则选择自三峡远走东南地区,鄂、湘、赣、浙、苏、闽、粤、桂均可见巴蜀民众移居.民众的外流,给元时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晚清巴蜀地区地理封闭,传统蜀学凋零,同时新学不昌,薛焕等人请建新书院。光绪元年,尊经书院招生开学。从成立到改制,尊经书院只存在二十七年,而在此期间,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成为蜀中文化教育的楷模。传统蜀学不仅得到继承,更与湘学交汇,有新的发展。同时,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新学传入蜀地,尊经学子们以尊经书院为基地将新学广泛传播,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后尊经书院改制成学堂,也促进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