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宰相称谓的流变

宰相是我国古代辅助君主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位高权重。历史上，出过大批名垂青史的名相，也出过一些为人不齿的奸相，这从史书上一目了然。宰相这种权臣，大权在握，但在历史上名称不一。殷之前，宰是指掌管家务和家奴的官。殷商时代开始设“冢宰”，西周时沿置。     

以听话者为称谓视点指称配偶的称谓方式研究

在现代汉语称谓方式中,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在与其他亲属对话时,通常是以听话者的称谓视点来指称自己的配偶。这种称谓方式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在交际中有其独特的语用效果。     

《高僧传》中僧人佛徒称谓探讨

南朝梁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中,僧人佛徒称谓名目繁多,意义类别丰富.其来源类型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一、音译型,即从梵语中或其他语言中音译过来的称谓词语；二、借用型,直接借用自中土文献中的称谓词语；三、混合型,即音译而来的称谓词语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再和汉语中其他成分构成新的称谓词语；四、意译型,即根据佛教先有的称谓概念用汉语成分构成的称谓词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该书语言系统的精密性和交错复杂性以及语言接触所导致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融合,这体现了《高僧传》作为较早的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在译经语言与汉语趋于融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性.     

论汉语称谓的困境与缺环

言语交际中存在着称谓难的困境。但是,称谓的困境不等于称谓的缺环。称谓的困境是个人对称谓词语如何选择的问题,是个人运用语言时的一种语用现象,与汉语称谓系统无关。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称谓词繁多,为人们选用称谓词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汉语称谓词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称谓缺环理论有悖语言的系统性原则。称谓困境的根本原因或症结在于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 ——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

吴简中的“步侯”、“吕侯”,分别为临湘侯步骘、番禺侯吕岱的封爵称谓。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此现象在南、北政权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家族相关的、带有私有属性的姓氏,其使用范围从官职扩展到封爵等国家公器上,说明家族等私人势力对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强。     

古代隐士的称谓分类及其身份特质研究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的称谓多种多样,按照其命名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五类:以“人”为描述中心的称谓;隐逸行动作为身份指示的称谓;隐士原型及其衍生的称谓;以隐士居处空间作为指代的称谓;来自经典隐士文本的称谓。这些称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隐士的身份特质,如隐居、不入仕途与道德高尚等。而且每一种称谓都反映了人们对隐士的认知程度,和对隐士的接受维度。     

论拉波夫的语言变化机制——以安徽无为县傅村父亲称谓变化为例

拉波夫的成功在于其对语言变化机制的不懈追求,然而,他所概括出的机制毕竟只是基于美国社会所发生的语言变化,未必能够完全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变化。通过在傅村的调查,我们发现,在语言变异的性质、语言扩散的极限以及语言变化的社会基础等方面,傅村父亲称谓发所生的变化都与拉波夫的语言变化机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见,关于语言变化,拉波夫机制还不是最后的答案,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修正。     

“古蜀国起源”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来宝墩文化和营盘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学者们加大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古蜀文明起源的关注,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中,加快了古蜀文化"寻根"的步伐。本文的"古蜀国起源"是特指三星堆文化(除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产生以前、关于蜀地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重点在于"来源"或者是"继承关系"的探讨。     

英汉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及变革

性别歧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英汉两种语言在称谓俗语词汇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歧视现象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