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网络、关系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

作为关系网络的集合,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制定必然反映关系治理的作用。借助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董事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扩张投资规模,既能够缓解部分企业的投资不足,又加剧部分企业的投资过度。分组检验发现,董事网络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因实际控制人的差异产生差别化的影响。董事网络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相比之下,董事网络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网络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改善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非常微弱,相比之下,董事网络却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绩效。     

联盟企业的网络位置差异、行业环境与网络位置跃迁

 网络位置的跃迁能够为联盟内企业带来很多关键性资源和社会效应，联盟内大量企业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其网络位置的跃迁。已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中企业位置嵌入优势探讨网络位置的快速跃迁，忽视网络合作企业位置嵌入的作用，特别是网络位置嵌入存在差异的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异位置联盟，容易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改变，而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产生综合影响。此外，在中国新兴经济情景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方式的选择，以此动态作用于异位置联盟方式下企业网络位置的演化。        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任理论，对比分析同位置联盟和异位置联盟对企业位置跃迁的作用，并检验网络企业嵌入不同行业环境(行业环境动态性和行业环境竞争性)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采用中国信息行业研发合作网络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Ucinet 6.0、Stata 1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与网络同位置联盟相比，异位置联盟更容易促进企业网络位置跃迁；行业环境动态性越强，越会促进网络异位置企业间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作用；行业环境竞争性对网络异位置联盟与企业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没有权变作用。        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作用机理及行业环境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作用机制，为企业有效获取和利用网络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考虑零售商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的供应链网络均衡研究

研究零售商质量控制和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背景下供应链网络均衡问题。应用条件风险值度量风险规避程度，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描绘供应链参与者的最优经济行为，设计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考虑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策略对均衡的影响，证明均衡解存在且唯一，并运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求解均衡模型。最后对重要参数进行数值分析，揭示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对供应链均衡解以及参与者条件风险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参与者越规避风险越有利于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制造商或零售商自身的CVaR，同时增大对方的CVaR，对因产品合格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而言，制造商所得优于零售商。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社会网络视阈下的高校“万花筒”类课程体系研究

"万花筒"类课程在高校各专业普遍存在,且其授课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其根本原因是:该类课程各章节间较少理论或逻辑关系,重点不突出,极易造成"学生听得昏,老师讲得累"现象。该文以典型的"万花筒"类课程机械安全技术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厘清"万花筒"类课程各章节的重要性,帮助教师有针对性地授课,有效提高"万花筒"类课程授课效率。分析结果表明,机械安全技术课程中最重要的4个章节分别为冲压机械、锻造工艺、焊接工艺和起重机械,其它章节重要度排序也符合预期,该方法具有推广价值。     

环境应急监测车传输网络设计探讨

在环境应急监测任务中,如何确保前方应急监测车辆与后方指挥中心之间通信畅通、可靠,是环境应急监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通过分析、对比各种远距离通信技术,提出环境应急监测车的车载通信网络配置建议。     

微信：结群革命与现代生存

在人类的文化基因中，没有任何的人群能够摆脱结群这一人文进程。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结群而居的传统方式已经成为往事，居住的结群让我们“分布”到社区里，而原来结群具有的许多功能被碎片化到城市的各种馆站机构中。在结群方式上，微信群又提供了一种结群的革命方式。微信结群基本的群特征有：交流信息是微信群的第一功能，传播专业知识是微信群的第二功能；表达对于事物的意见和看法是微信的第三功能。微信结群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也像城市里的各种馆站，碎片化地呈现了以前结群中的不同功能，把以前的结群中群体聚居分散在各种各样的结群中。这种结群一方面弥补了我们社区聚居中的缺陷，是一种结群革命，但它却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陌生化的程度。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