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2015年4月20日，弘道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民本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对话，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三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儒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展开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精彩对话。     

在世俗之上:“信仰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价值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政治代表论——兼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

政治代表问题涉及现代社会政治的本质,政府代表性强弱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契合程度,代表的内容在规范的意义上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现代政府基于对社会的代表性而存在,但代表性实现的机制却并非一种,其间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政治代表理论为我们准确把握政治的实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也为探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颇具意义的视角。     

“知识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为什么需要对中国政治传统做“知识的拷问”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法则，可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事件叙述”和“思维规则”两个层面。前者相对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言语”，而后者则相当于其理论中的“语言”。尽管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处语境和面临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受到一套共同的思维模式所支配。这种具有“共时性”的思维模式，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语法”。这种“语法”隐藏和渗透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体系之中。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知识结构和规则进行探讨，就成为推进该学科深入发展的途径之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治道与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

2015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弘道书院举办了一场以“治道与政体”为主题的致公论坛，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各有专长。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各抒己见，交相驳难，就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展开了一次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     

丸山真男的思想世界——以民主论为中心

丸山真男的"主业"与"副业"是有内在关联的。丸山的思想世界由三个领域构成:"着眼于明治维新近代的一面,以及德川社会中近代要素的成熟"的相关研究;寻求"一般被看作是对日本精神构造和日本人行为方式缺陷、病理的诊断"的一系列研究;探索日本人思维构造的"原型"(决定了日本在接触外来思想时的应对模式)的研究。这三个看似不同的研究领域并非是零散不相关的,而是作为整体形成了一个环形结构。在丸山的思想世界中,他的第一、第二个研究领域主张由"近代的人格"支持作为"永久革命"的民主主义,以此来变革现实,而他的第三个领域对执拗阻碍这种变革意识的日本人精神的"古层"进行了冷静透彻的分析。     

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

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论述中,公共与私人既是政治空间的概念,又是政治价值的辞藻。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中,人们常常看重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其实,维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巧妙的均势状态,才是现代政治社会支撑起公共空间最重要的事务。公共化的危险在于,私密空间的彻底公共化,将公共的价值作为侵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从而使公共变异为专制的手段;私密化的危害在于,沉浸在私密空间中的人,彻底拒绝担当公共责任,从而使政治社会丧失了存在依据,也会因此有利于个人专断。只有维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才足以有效捍卫公正公平的民主宪政状态,进而有力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生活。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密尔《代议制政府》中的调和与矛盾

约翰·密尔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完美结合的一座丰碑。在《代议制政府》中,他以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给出了西方世界实施多年并不断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框架: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论证了代议制民主突破性优势;作为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又试图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可怕缺陷;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密尔庞杂的思想体系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