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风险治理的安全网与结构洞——基于天津港8.12事故的案例分析

现代社会系统复杂程度高，蕴含着多重安全风险。人们通过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构建了安全防护网络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与高效运转。目前的安全防护网络具有结构立体性、功能复合性和机制联动性等特征，风险治理效果尚可。天津港事故却暴露出现有安全防护网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漏洞。这表现在：该风险防控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治理“黑箱”，各子系统间存在着功能性（机制）联结缺失，综合风险预警和防范存在“缺环”和“断链”现象，导致安全监管信息孤岛效应和日常治理效力的递减。缺少了制度和机制的有效约束，有关组织和个体的风险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安全责任意识由淡化变为故意，风险治理的行动由努力减缓转为刻意放纵与违规。最终，安全防护网被彻底洞穿，酿成特别重大灾难事故。只有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上系统化地“查缺补漏”，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略论民族法与民族立法——历史、概念及关联性

民族法与民族立法关系的比较分析是民族法学研究浅层但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历史维度,实证的民族法与民族立法相生相济,学理上民族法却更加久远.作为概念或范畴考察,人们更容易在民族立法问题上达成一致,究问"何谓民族法"的分歧则持续至今.在制度及运行层面,民族法与民族立法表现出结构性高度统一,共同维系着民族法体系的独立.     

博克斯公民治理理论探析

20世纪90年代,公民治理理论在美国行政理论界崭露头角,其中博克斯是主要倡导者,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该理论是基于特定价值、时代挑战、国民性而提出的,其构建以相应的原则、公民资格、政治环境为基础,核心在于治理主体角色转化,同时这种公民治理设想也以相应的组织架构为支撑.     

法律修辞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

法律修辞学是近些年法学“知识增长”的亮点之一,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把它作为基础性学科。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律修辞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法治不可缺少的思维形式。法律语言是法律人在沟通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工具,法律修辞方法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路径,尤其是把法律作为修辞,是对把政治当成法律的挑战,因而法律修辞学的研究将开拓一个实现法治的新方法。     

论宪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在强调创新发展、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保障个人权利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梳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宪法理论和治理观念，可以发现秩序正统性构建的基本要点：个人权利与社会契约、分权制衡与集体公意、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从不同的角度上进行解读，现代宪法各种价值之中存在着内在矛盾：个人、社会和国家构成价值观念的基础，但它们之间的利益需求往往存在着张力。多元化的社会应通过开放、民主和公正的程序或者机制去协调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     

从公司历史沿革的角度看公司本质

公司，作为社会经济活动最主要的主体，也是最重要的企业形式，公司的本质问题涉及到整个公司法律制度的建构和适用。目前学术界对此存在多种看法。鉴于此，笔者想通过对公司产生发展历程的分析，对目前存在的公司本质学说进行评述，透过现象揭示公司的要素，从而提炼公司本质，从理论的角度对公司本质进行剖析与定义，为公司本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损害结果归责于监督者是如何可能的？——以公共安全风险预防为视角

监督过失肇始之初是为了解决公害犯罪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监督管理者的责任问题，渐次拓展到追究公务人员的监管过失责任，其实质是越过了作为“中间项”的第三人犯罪而追究处于“上位”的监督者的刑事责任，但是存在诸多传统刑法理论难以解决的归责难题。监督过失行为的实质是过失不作为，导致公共安全风险大幅升高。监督缺位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具有预见可能性，则具有了可归责性。在司法适用中，应当以保证人为中心对创设法不容许风险予以展开分析，并限制监督过失责任的成立范围。     

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捐赠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引导和支持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发现，民生风险感知显著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捐赠行为，公众受教育水平能够对这种促进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家庭经济水平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民生风险感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和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存在。上述结论澄清了风险情境下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形成过程、依存条件和发生机制的理论意涵，为推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可以从民生风险治理、社会责任认知、慈善文化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配套社会政策体系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论司法裁判与人工智能耦合的除魅

AI与IA，是西方专业性的技术术语，仅依凭“人工智能”或“智能增强”这一简洁的翻译转换，很难理解其内涵，这也是现今对两者混用或辨识不清的原因，因而须在西方语境下分析其所应有含义。利用内在观点，立足法律职业内部，可以更专业地分析司法裁判与技术耦合的现实情形及影响。司法对于便利、体系思维、规范化、自身属性、数据的追求是耦合的原因与动力，但智能化也引发出关于案例遗忘与清理、法官职业压力过大、腐败的另一种形式、隐私数据转移以及技术本身的非难等的隐忧，因而有必要审慎思考司法裁判与AI耦合的限度。虽技术或为全面耦合提供支撑，但有限耦合仍应是稳妥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