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特保棒”下中国纺织如何应招

6月11日凌晨,经过十个小时的谈判,中国和欧盟终于就解决纺织品贸贸易问题达成一致,避免了双方纺织品摩擦的进一步升级,这对今后中国解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争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中国国内纺织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然而,正如专家所言,中国纺织产业仍然需要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在扩大产能及出口方面持谨慎态度。     

金融约束理论及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金融约束是一种轻度的金融抑制,是金融深化中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的过渡阶段。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约束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政策使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能获得“租金”,对促使金融部门在金融深化中提高效率和完善金融体制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尽管金融约束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理论、不完善的理论,但其对指导我们反思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推     

社会转型与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由情感型人际关系结构向理性型人际关系结构的转化

人们结成一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 ,而人的需要又可以简单地分为情感需要和理性需要 ,与此相应 ,人际关系结构可以分为情感型人际关系和理性型人际关系。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里 ,由于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 ,人际关系结构明显表现为以情感为核心 ,重情不重理是传统中国人行为的普遍逻辑。但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人际交往中理性成分日益增加 ,人际关系结构表现出由情感型人际关系结构向理性型人际关系结构变化的趋势 ,我们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千岛湖发展游艇经济:奢侈还是环保

浙江千岛湖有天下第一秀水的美誉,是闻名天下的国家级风景区.为把千岛湖打造成休闲度假胜地,并带动当地相关休闲产业的发展,千岛湖所在地--浙江省淳安县出台政策,鼓励游艇业的发展,对中高档休闲游艇俱乐部给予土地安排及税费上的优惠.此举一出,尽管引进中高档游艇和建立游艇俱乐部尚在筹建阶段,也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并惹来了一些批评.     

“十一五”期间江苏安全生产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特征及其防范对策

“安全生产风险”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因安全生产隐患可能引发的,致使大面积生命财产安全遭受重大损失的灾难性社会后果,它已成为现代社会典型的“社会风险”之一。“十一五”期间,江苏安全生产仍面临危险化学品灾害、人员密集场所特大事故及道路桥梁安全隐患三大潜在风险的挑战。江苏安全生产潜在风险具有分布行业的差异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诱发原因的趋同性、识别信号的隐蔽性、防范要求的系统性等主要特征。防范安全生产风险应在实施“科学发展”战略、深化专项整治、加强源头治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与安全生产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制定相应对策。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一个嵌入性视角

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政府治理必须超越传统的“左与右”之分,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更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入手,对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再解读,提倡一种“嵌入式”的结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     

日常风险治理的安全网与结构洞——基于天津港8.12事故的案例分析

现代社会系统复杂程度高，蕴含着多重安全风险。人们通过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构建了安全防护网络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与高效运转。目前的安全防护网络具有结构立体性、功能复合性和机制联动性等特征，风险治理效果尚可。天津港事故却暴露出现有安全防护网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漏洞。这表现在：该风险防控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治理“黑箱”，各子系统间存在着功能性（机制）联结缺失，综合风险预警和防范存在“缺环”和“断链”现象，导致安全监管信息孤岛效应和日常治理效力的递减。缺少了制度和机制的有效约束，有关组织和个体的风险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安全责任意识由淡化变为故意，风险治理的行动由努力减缓转为刻意放纵与违规。最终，安全防护网被彻底洞穿，酿成特别重大灾难事故。只有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上系统化地“查缺补漏”，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