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考虑进口配额的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模糊多目标优化决策

针对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问题,在考虑进口配额限制和需求不确定的情境下,构建了一个实现核心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和供应商交货质量最大化的模糊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该模型考虑汇率、关税等多个全球因素,采用一种交互式模糊多目标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应用一个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存在进口配额限制时,制造商会优先考虑低成本高质量的海外供应商,达到配额限制后再选择本土供应商补充剩余订单;2.人民币汇率正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制造商进口成本降低,其会将更多订单分配给海外供应商;3.关税负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关税上升时,制造商会减少关税高的供应商的进口数量,选择替代供应商来满足其需求。由此获得如下管理启示:1,制造商企业在选择跨国供应商时,应重点关注本国的进口配额政策,使供应商多样化以减少针对单一供应商配额政策剧烈波动对制造商采购成本和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2.汇率时刻都在变动,制造商企业应关注本国和供应商所在国的长期汇率政策以及短期突发事件对汇率的影响,及时调整订单分配决策。3.制造商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需要对供应商所在国的短期和中长期关税政策进行综合评估。     

人口质量红利、产业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当前的劳动力供给开始趋于短缺,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但有赖于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已经开始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在供给侧的结构意义上而非要素意义上为中国经济奠定了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卓有成效,所以中国仍然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1)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下降幅度约14%～21%;(2)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3)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政府补贴、家庭禀赋(劳动力或土地)、学校教育、社会资本(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终生收入的职工养老保险代内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养老金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养老金的代际收入再分配作用,但是其代内收入再分配对个体参保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运用养老金收益的精算模型对城镇个体职工未来养老金收益及收益率进行估计,探讨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内再分配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非收入因素如个体年龄、性别及婚姻等特征对养老金收入再分配结果的影响超过收入因素。通过使用交互项分析方法发现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受到收入因素的调节。收入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职工、男性职工及已婚职工的负向转移程度。另外,在所有人群中年轻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最大,中年男性高收入群体出现负向转移。研究还显示非国有经济单位养老金在分配作用中的受益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单位,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的补贴政策以促进其参保的积极性。最后,利率水平与工资增长率对养老金的再分配作用也具有极大的影响,政府需要考虑将二者设定在合理范围内以激发员工的参保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