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人才红利效应与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认真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但这次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呢?实际上,这次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除了麦迪森所指出的原因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这是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所没有遇到的。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回报率开始递减,出口下降,外需不振都表明这次经济增速下降是"结构性"的。为此,需要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活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增强内需潜力,来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的平衡健康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转型,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市场竞争扫清障碍;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政府的职能转变到关注民生上来。     

论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成长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甚至趋于消失,需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供给层面看,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红利将构成新增长动力的基本要素;从需求层面看,培育居民消费、开拓新投资领域、产能和资本输出将释放生产潜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坚实地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关键在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定向历程

中国人口质量研究主要始于近代。在此之前,人口质量的有关论述散见于历代思想家的言论篇章之中。作为一种思想,中国人口质量的有关观点发轫甚早,最远可追溯至先秦时代。其中,老聃(老子)有关人口质量的论述在时间上较之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还要早100多年。先秦以迄,人口质量的有关论述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时有所见。其内容涉及人口质量的诸多     

论经济增长的速度、效益和波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供给约束型经济。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在注重效益的前提下,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还会走多远？

面对2007年突然开始蔓延的“民上荒”，文章透过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总量变动趋势的分析，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周期性的暂时现象，它标志着“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我们已经开始处在迎接“劳动力短缺”到来的过渡期。科学地认识劳动力供求转折点的阶段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未雨绸缪，为“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到来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做好铺垫？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风险的双重压力挑战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一方面,由人口数量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激励相容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储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为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引入弹性退休制度、激发自愿性养老储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人口红利”研究现状与评述

中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是学界与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认知与判断上也存在众多分歧。在此利用文献研究法从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判断标准、中国人口红利期限、经济作用、兑现条件五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学术分歧的根源,并对相关理论与观点进行评述,最后提出作者的判断与研究结论。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大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我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来促进经济发展.大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是:突出顶层设计,在要素保障上构筑创新发展新优势;扭住关键节点,在主体生成上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放大政策红利,在产业潜质上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供需双侧发力,在高端构架上厚植精准施策端口.     

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演化、困境与完善

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4月将迎来环保税的第一个征期,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供给创新,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环境税的实施具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从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沿革看,环保税是一种良性善治的税收制度.但为更好地发挥环保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短期内应当着力解决当前环保税实施过程中的机制和技术障碍,确保环保费改税平稳过渡、顺畅运行;在长期内应当持续深化改革,完善优化税制要素设计,让环保税制度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论企业创新效益

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源泉,国民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使社会有效总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自身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创新激励和广阔的创新空间,充分调动一切行为主体的创新意识,并将创新能量最大地用于提高经济效益。 一、企业创新的本质及度量关系 企业创新,从一般意义上表示为企业既定生产函数的改变,亦既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各经济要素重新组合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所反映的是不变投入下有效供给水平的增加。从总体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从统一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两千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停滞时期（1949年前）、起飞时期（1949~1978年）和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型均呈现鲜明的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超速转型，带来了中国人口“质与量”的转变，这种超速转型虽然使中国经济提前获得了“人口红利”，但也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新时期应对人口转型挑战的基本思路在于，放松一胎化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