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与教育优先的几点思考——以云南为例

从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出发,通过对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跳出就经济讲经济的思维局限。只有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人才缺乏、科技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支撑的"恶性循环"怪圈,有效破解基层缺乏人才的最大瓶颈,探索走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美好生活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坚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对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厘清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同时,加强对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所存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明晰建设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理念,对于构建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英美刑法共谋罪之可罚性依据——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论认为,作出决定的行为会引发认知失调。群体极化理论认为,群体作出的决策会较个体决策更为极端。群体身份认同理论认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会引起内群体偏袒。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英美刑法将达成不法协议作为共谋罪的处罚对象,有助于打消共谋者参与共谋的念头,避免共谋者产生认知失调;在极为早期的阶段瓦解共谋犯罪群体,避免更为极端决策出现;弱化共谋者的犯罪群体身份认同,实现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这一视角对我国刑法学研究共谋罪规则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传承地域经典文化是文化创新的源动力 ——以茂名市为例

茂名市具有重视地方特色经典文化建设的传统,因此孕育了地方文化创新的动力。从茂名市重视文化场馆建设、重视文化资源建设,再通过文化积累间接获得各种社会声誉的案例说明地方的文化创新离不开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传承、传播。同时,也通过调查发现,这种文化创新规律在教育机构也应得到应用,例如,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开展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教育、传承会有利于输出具有乡土文化情结的好学生,提升教育质量,激发每一位本地青年学生都来参与文化创新的探讨。     

文化特色小镇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地方居民作为地方文化的活载体和保护主体,其积极主动的文化保护行为对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文化认同"和"个人社会资本"两个与居民文化保护行为有关联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从而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探讨影响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机制。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认同、个人社会资本和主观规范对其文化保护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分析——李安“家庭三部曲”为例

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危机以及如何构建文化认同等问题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李安的“家庭三部曲”,反映的就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进行冲突、协商和构建的分析,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理念通过影片中家庭元素的分析来展现跨文化传播中异质性文化的冲突和协商,来探讨其中的文化认同的构建.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