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直觉与分析:民初两种认识取向的紧张——侧重梁漱溟和屠孝实

在民初的过渡时代,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推崇分析的方法,即把整体的研究对象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大体成为一种众人追求的"正确"论学模式。而梁漱溟和屠孝实则提倡一种另类的认识和论述方式,即不全靠分析来论证,而更多凭借自己的直觉;也不全靠证明来说服,而是直接诉诸受众的观感。前者往往通过"打碎"来观察,后者则主张对事物"全来全受"。从认识论的角度言,对"知识"的界定以及认识和分享知识的取向异同,是本质性的区别。认识论不同,则怎样认知研究对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什么可以作为证据等,都可能不同,进而导致对什么是知识以及知识产生的过程,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当年直观取向对分析取向的挑战,多少呼应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科学客观的反省和对机械论的批判,反映出学术的大转变。故那时学界新旧取向并存甚至竞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既定的认知。     

从伦理觉悟到德性启蒙——以五四时期“打孔家店”为中心的讨论

五四时期的"打孔家店"始自陈独秀等人的伦理觉悟,继之以梁漱溟等人的德性启蒙,一破一立,相辅相成,代表了国人人伦道德现代转化和升华的新起点。他们所针砭的是儒家文化的病态和恶疾,所提倡的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新道德。当下一些提倡"国学"者认为"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或归之为偏激的情绪化产物,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曲解,很难说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指认依据--以梁漱溟为例

堪称伦理思想者，当有指认依据在。以梁漱溟为例，提出伦理思想的三个指认依据：一是基本稳定的形上基础；二是相对系统的伦理主张；三是较为广泛的实际影响。只有坚持论从史出，我们才有可能靠近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     

试析梁漱溟之“九天九地”公案

1953年梁漱溟"九天九地"说无意间引发一桩公案,激化了毛泽东与他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此案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政府政治战略理念难以相容的历史事实。文章以这桩公案的发展脉络为基本线索,试图通过梳理公案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局势之间微妙的反差,进而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实际地位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栏目解说:文本·教义·教史·信众——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内外相济

近代以来的宗教研究,大体分属教内教外两界。由于各自有所偏重和主张,要想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十分难得。梁漱溟、梁启超开始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佛学(梁漱溟主讲的印度哲学,其实仍是佛学),当真正懂行的钢和泰来后,显示由不同文字的文本比较探求经典本义的东方学正途,两人自知不能继续望文生义地瞎猜附会,只好放弃或退出。而能够得到僧俗两界认可的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宗教研究,主要在教史和文本方面,基本不及教义。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条件局限,陈寅恪在被迫无奈地放     

民国大师是如何练就的

民国是一个国力衰微的时代,但它却盛产大师.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张爱玲、梁启超……他们在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还有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样的大画家,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享誉世界的作家,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百花盛开、百家争鸣文化盛景?     

“中国圣雄”梁漱溟和他的父亲

数千年以来，人们奉行“棍棒底下出人才”的教育理念，其实，体罚儿童要么会把孩子变成野蛮残忍的怪物，要么会把他们变成懦弱无刚的废物。但人称“中国圣雄”“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清末民初便不体罚孩子。     

梁漱溟被惩罚的良心

十天,可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十天,可以让梁漱溟从刚直不阿而摧眉折腰,背叛良心,违心检讨。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谜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人物,一位先后做过蒋介石毛泽东座上宾的社会活动家,一位没有高等学历却在高等学府任教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中共建政之后,平生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