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探索

领导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共,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对用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的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中共通过自身的政权实践,并对各种民主政体权衡比较兼收并采后作出的最后选择。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但直接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并且因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而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构成了完全形态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体系。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控对策研究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我国某个区域呈现一定规模并关系到民族或者宗教性因素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参与人群或当地政府某些部门法治意识淡薄,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还有待完善,当地政府有关政策信息并没有依法公开,不注重利用和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要对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进行防控,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和涉事地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政策规范意识的培养,树立法律信仰,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和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严格做到依法办事。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把握一般的基础理论和明确自身内在需求的前提下,破除某些传统政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深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和提供更为成熟的指导理念。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是对以往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理论上,它符合国家本质的要求;在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是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的重要体现。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内化为中国基本的执政理念和战略高度上的设计,并需要着力体现在政府工作的各方面。     

论我国优良德治文化传统的继承

我国现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所做的历史必然选择。国家的治理方略既要顺应当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文明,还须汲取德治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经验和人文精华。如何继承我国古代优良德治文化传统,需要在认知上廓清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法共治的内在关系,形成面向历史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将优良德治传统融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实践,为现代德治和法治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借鉴。     

西方协商民主领域中叙事研究的进路与反思

协商方式一直是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协商民主论者在对理性论辩式协商理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叙事纳入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视叙事为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协商方式的叙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对协商民主理想承诺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系统方法研究阶段之际,协商民主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迎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