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

于阗语是新疆发现的古语言之一,已于公元10世纪左右消亡。于阗语文书的主要发现地是敦煌与和田,收藏地则主要在欧美各国,我国对于阗语文书的收藏起步甚晚。中国人民大学藏胡语文书,虽多有残破,但对史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是其中的于阗语世俗文书,生动地展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值得引起学界的注意。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白虎通义》《释名》声训之优劣

《白虎通义》与《释名》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两本声训书,在古汉语研究中仍启迪着一代代学者。现代汉语探源要从古汉语着手,对这两本声训书进行优劣方面的对比,能让我们对汉代声训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白虎通义》和《释名》声训特点进行归纳比较,进而总结出汉代声训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简述马在汉代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之缘由

马在汉朝艺术作品中的大量出现,与战争需要、制度设计、贸易地位、帝王偏好和马自身的审美价值直接相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对优良战马的不懈追求,使汉朝政府不断优化有关马的制度设计,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马在汉朝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导致汉朝重马、惜马之风盛行。而生活是艺术的摇篮,整个汉朝社会对马的高度重视,也赋予了创作者以素材和灵感,因此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关于马的艺术形象,造就了大量精妙绝伦的汉马艺术作品。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身份、 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 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 身份、 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 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 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 所思所想有异, 因此, 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 与身份相应, 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 身份、 知识结构、 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