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

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 ,袁宏道小品所创造、并在以后得到延续的新的语体是五四白话散文语体形成的历史渊源。这种语体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唐宋古文抑扬顿挫的音节、从容舒缓的语气 ,以接近日常形态的方式组织语言 ,从而能更加准确生动地表现思想情感。这是古代散文语体的一次重要解放 ,并成为五四白话散文的滥觞     

论袁宏道题跋文创作的尊体与破体

袁宏道的题跋文创作具有较高的水准,既有对传统题跋体制的继承,又在结构与笔法上尝试创造与新变。研究袁宏道题跋文的创作状况,有助于厘清晚明时期公安派文人的性灵至上观念与尊体意识之间的融通折中,并发掘公安派作家思想的复杂性,从而呈现晚明时期题跋创作状况和文体观念的真实内涵,以及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客观面貌。     

袁宏道净土思想略论

明代著名辅教居士袁宏道,早年矢志参禅,洞有所入.然亦颇沾"狂禅"习气,一悟便休,不究如来之了义、不知达摩之玄机,空腹高心,卑视净土法门,甚至于呵佛骂祖、斥教遮相.所幸生死心切,故能触机猛省,毅然摒弃偏空之见,悟修并重,乘戒兼行,豁悟达摩祖师说罪福之皆虚与永明延寿和尚言万善之总是,均为祛迷拯溺之论,实无彼此抵牾之处.于是至诚归心净土,借念佛之警切提醒参禅之深心,复藉参门之洞彻坚固净土之信行.嗣后,为广利蹇滞浊界之群生,特别是为指示深陷宗教歧路和禅净宿疑而不能自拔之士,袁宏道更深入普贤愿海,博综经论,撰成《西方合论》十卷,力主净土诸经与《大方广佛华严经》、《法华经》的不分优劣,并融贯教理、广破邪疑,直开正信、径指趣归.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杨宏道与淄川

杨宏道的诗在当时极负盛名,但他一生多艰,"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穷亦极矣".文章就杨宏道与淄川的关系作了简略考述.杨宏道的远祖是从辽东迁居淄川的;杨宏道早年生活在淄川;杨宏道52岁返乡后住了一年多就再次离开淄川,去了济南.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兼论晚明学术思想的变迁

袁宏道"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对写作主体个性的要求.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与其禅学思想和生命情怀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晚明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路向的意义.     

但抒性灵 不废格套──袁中道诗文理论综述

袁中道是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代表，他一方面在维护袁宏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纠公安派末流之偏，最后便向封建正统文学妥协，他在坚持“真”的前提下，从诗文的“露”、“俗”返归“中行”。他树三唐之诗为典范，认为诗文创作“穷而必变，亦其势然”，其变化规律是“性情”与“法律”二者相互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