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兼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

<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方法问题，尤其是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已久。1981年，《读书》杂志曾刊发《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一文，⁽(4))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1983年，《哲学研究》也以专栏形式刊发文章，就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集中加以讨论。⁽(5))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借由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出版的契机，学界对思想史研究边界、对象、方法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有不少学术会议都围绕思想史研究的各种议题，相关论文不时见于各大学术刊物，许多刊物都设有专栏讨论。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胡宏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胡宏在总结北宋理学的基础之上,通过阐释、发挥、利用《中庸》、《孟子》及《易传》等思想资料,提出了其既具超越性又具内在性的性本体理论,并通过对《四书》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提出了其工夫论。在其理学体系的建构中,《四书》思想资料是重要的学术依托。     

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以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为依据,将近年来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所发现和发掘的一批墓葬分为吐谷浑时期和吐蕃时期.根据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而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主体属于被征服后的吐谷浑人.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受到林之奇、汪应辰、胡宪及朱熹、张木式、陆九渊、陈亮等众多师友的影响。在南宋儒学诸派中,吕祖谦之学调和众学,不主一家,主张经史并重,强调务实致用,具有鲜明的特点。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的理解方面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