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

频繁的人际交往既是晚清官僚士人交流学问、寻求友情的重要手段,也生动地反映了处于末世的封建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趋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士人没落的人际交往方式受到了先进思想家和新知识界的批判和挑战。伴随着制度鼎革和社会发展,人际交往方式及其观念的现代化变迁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1913—1927年北京警察部门社会救济作用初探

1913年,北洋政府改组的京师警察厅,它除了基本的治安管理功能外,在对贫民的社会救济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接管或成立的社会救济机构有针对孤寡病残的育婴堂、习艺所、贫民养老院、疯人院等,也有专门救济妇女的济良所和妇女感化所等,救济关注到了一直在社会上属于“失语”的弱势群体。本文主要研究北洋政府成立后,北京警察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作为以及维持这些机构运行的资金来源,进而探讨其在社会救济方面面临的问题。     

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

从学科层面看,价值论是继存在论、意识论之后形成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在学说层面上,导致“价值论空白”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非学术的社会因素,二是传统哲学体系及其思维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可容纳性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必须把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价值论研究的最终“文本”,深入到实践结构的内部去揭示价值现象的基础和地位,要用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分析方法来把握并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价值导向。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