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多角色演绎与共同体互动秩序研究——基于“空间-关系-角色”的分析

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语,更是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风险治理的关键性命题。通过提炼"空间-关系-角色"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中演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在不同性质空间中亦有不同的关系承载和角色切换。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治理的突发性"检验场",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社会实验"图景。病毒的人际"无差别"传播具有较强的空间渗透性和整合性。其间,身体空间、熟人空间、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交错,本位角色、熟人角色、职业功能角色与公共角色多重演绎且行为逻辑异化,关系蜕化为"自保性规避""被动性失衡""排他性内卷"格局。"善治"愿景下的个体多重角色演绎与共同体良性互动应当区分不同空间性质以避免行为失范,强化依法治国以协调相关各方利益诉求,通过情境学习和责任认知重构"疏堵有方,张弛有度"的行为秩序体系。     

信贷配置、融资能力与制造业高端化

我国制造业的融资能力目前多取决于公司规模、公司性质、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总体来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融资能力较强，信贷配置比重较高。实证结果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现象。实践中，我国银行信贷仍然存在信贷期限不合理、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配置失衡和与制造业高端化匹配度欠佳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研发与高端化发展。鉴于我国银行信贷配置和制造业高端化现状，建议从信息库建设、创新信贷产品、落实信贷政策和提高科技信贷配比四个方面着手，优化信贷资金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路径。     

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研究

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供应链环境下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重点考虑产品质量对供应链收益的影响，运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由单一制造商、单一部件供应商和单一零件供应商构成的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的协调问题。通过对比Nash非合作博弈和Stackelberg主从博弈两种分散式决策模式及集中式决策模式下协同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得到相关结论，并利用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①分散式决策下，制造商的质量管理行为相同，但相比于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能够改善部件供应商和零件供应商的质量管理行为，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水平；②集中式决策下，供应链成员的质量管理行为达到最优，系统整体收益实现最大。研究结论为装备制造业供应链成员间质量管理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对统一科学的追求及其当代启示

自觉追求统一科学是马克思思想发生、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努力尝试以各种方式解决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科学与艺术、自然与政治、自然与历史、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间的对立之后,马克思最终把统一科学定位于"唯一的""历史科学",并认为领域分离、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异化状态,统一科学是基于实践本体的人的存在的真理,共产主义运动与统一科学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马克思揭示的统一科学成为可能的现实条件还远未具备,但它依然启示我们:要整体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要保持对科学分化、知识分裂的警惕与超越;哲学要观照和看护人的存在;要迎接和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     

多元智能理论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多元智能理论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的启示体现在教学、评价和科研三方面:(1)教学应结合学生的智能差异,教学策略差异化、个性化;(2)写作评价方式多元化,注重形成性评价的促学作用;(3)写作研究应重视学习者个人与社会的需求分析,并结合情境因素对个体差异进行动态考察。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