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     

浅谈移情对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是儿童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不良社会性行为 ,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控制与纠正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移情作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重要促动因素 ,同时对攻击性行为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因此探讨利用移情减少攻击性以及培养提高儿童的移情能力对儿童的良性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诞生于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适用于今天 ?2 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的兴起是否造成了它的过时 ?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的挫折应否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负责 ?其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 ,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 ,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误恰恰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造性的阐释 ,使它保持一种开放的对话姿态 ,并避免其沦为狭隘利益的工具 ,乃是保持它的生命力的根本途径。     

从“佛商”来看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整合——韦伯命题再批判

韦伯认为中国佛教文化思想的内涵及其衍生的行为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而近年来我国“佛商”群体的兴起，体现了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整合，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对韦伯命题造成极大的挑战。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现阶段发生整合有其特殊的原因，本文就深入分析二者发生整合的原因、条件和可能性。     

社会支持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心理危机干预通过及时控制和减缓灾难的心理社会影响,促进了受灾者心理健康的重建。然而,当前我国灾区的心理干预工作存在着将心理危机干预与社会支持相混淆又相脱离的背反现象。调查和事实证实,只有实现二者的互动尤其是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才能够既促进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性功能提升,又进一步增强实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百年中国学术:描述·诠释·评价——读《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20世纪已尘埃落定,成为历史。回眸百年中国,有太多太多值得咀嚼回味的东西。过于凝重的历史,构成我们必须面对的遗产。其中,作为中国人整整一个世纪心路历程之浓缩和积淀的学术史,就是一笔无法绕开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对它进行全面的梳理、深入的反思和公允的评价,这不仅仅是中国学术本身走向成熟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成熟的迫切需要。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编纂、几十位知名专家分别担任主编、二百六十多位学者参与撰写、历时三年多告竣的大型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于200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以梁、熊、牟为例看当代新儒家“反”、“孤”、“狂”的三重品格

国学泰斗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说 ,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对孔子思想进行综合创新的时代了。在这样一个时代 ,人们自然很关心对当代新儒家的看法 ,自然很关心对他们功过的评价 ,自然很关心对他们研究的动向。当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现代转化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他们能复兴儒学吗 ?当代新儒家的价值观今天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发挥怎样的作用 ?法学界提出 ,中国作为混合型体制的国家 ,其明显缺陷是政治管理机制与经济运行方式缺乏高度和谐 ,利益关系不能得到圆满调节 ,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机会相对较多。在这种体制下 ,建立严密的制度监控权力运作机制 ,使掌权者无法贪赃自肥 ,当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儒家的“存天理 ,灭人欲”会不会起一定的扼制作用 ?这些也是人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本刊特组织了一组稿件 ,对当代新儒家进行点评 ,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也欢迎学术界进行争论。     

王应麟易学思想研究

南宋王应麟的易学研究与刘牧的图书易、邵雍的数理易和程朱的儒理易有很大差异,其由象数入手,将象数与人文价值视野融为一体,阐释了《周易》经、传中的处世哲学和治国理想,秉承了浙东学派的事功精神,寄历史反思于学术研究,形成了多样化的援史解易模式,将易学史上的参证史事易推向纵深。此外,王应麟注重散佚易学文献的收罗和整理,其开创的辑佚方法和基本原则对后世尤其是清代学者影响深远,推动了清代学术形态的嬗变,故被梁启超称为"清代考证学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