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收入分配视角下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水平问题讨论

研究选取我国部分行业和地区企业,就其总成本、利润水平、人工成本水平、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进行分析,从收入分配的视角研究我国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问题,试图研究部分行业和企业的社会保险费实际缴费水平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并提出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筹资的政策建议。     

论英美刑法共谋罪之可罚性依据——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论认为,作出决定的行为会引发认知失调。群体极化理论认为,群体作出的决策会较个体决策更为极端。群体身份认同理论认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会引起内群体偏袒。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英美刑法将达成不法协议作为共谋罪的处罚对象,有助于打消共谋者参与共谋的念头,避免共谋者产生认知失调;在极为早期的阶段瓦解共谋犯罪群体,避免更为极端决策出现;弱化共谋者的犯罪群体身份认同,实现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这一视角对我国刑法学研究共谋罪规则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本文依据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应用广义倾向分方法分析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均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边际影响递减。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得到提升;但一般培训时间超过30天或专门培训超过120天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政府和企业在努力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适度调整农民工的培训时间,将有助于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行动者的定位及其激励——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激励也大不一样。其中,中央政府承受着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肩负着制度供给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垄断行业等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但他们又是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也相应提出了选择和优化改革策略的要求。公民参与具有良好的内在激励,并有民主控制和达成共识等方面的意义,对公民的赋权决定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