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论"股东出资期限约定"效力的法教义学构造

《公司法》资本认缴制改革催生了以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为中心的实践纠纷.围绕着股东出资期限约定的效力构造,实务和理论在通说层面展开了胶着对决.强化出资期限约定效力的实践通说,不仅会带来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周的弊病,也会严重限制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否认出资期限约定对外效力的理论通说,则会回归资本信用的固有弊端,构成对资本认缴制改革的目的悖反.在法教义学层面,经由法律解释规则和法律续造规则的指引,以公司资产信用为支点,应认可出资期限约定的内外效力结构,但是须赋予公司董事会催缴出资的相应职责,并辅之针对相关股东的限权、失权规则,实现公司经营管理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双重有效保护.     

学习借鉴管理经验 创新推进宗教工作——赴江苏重点佛教寺院学习考察心得体会

黄石市是湖北省宗教工作重点地区之一,五大宗教齐全,其中佛教寺院占全市宗教活动场所的近80%。为解决黄石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中、思想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和困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回答宗教活动场所"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问题,思考何种路径推进黄石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科学、有序和规范再提升,2019年11月,黄石市佛教协会班子成员组成参访团,赴江苏省重点佛教寺院学习借鉴规范化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