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冯梦龙《挂枝儿》、《山歌》中的市井众生相

冯梦龙是为民歌辩护的通俗文学家,他推崇和重视民间俗文学传统,搜集、整理、研究、批评、拟作民歌。他把视线投入民间,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民众,表现出浓重的人文关怀。     

古代的两位“好好先生”

正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其《古今谈概》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东汉末年的司马徽是个出名的"好好先生",他与人交谈时,从不谈论别人的不是,无论好事坏事,一概说好。有人问候他:"近来身体如何?"他回答:"好。"有人向他诉说自己最近刚刚死了儿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古代的两位“好好先生”

【正】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其《古今谈概》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东汉末年的司马徽是个出名的"好好先生",他与人交谈时,从不谈论别人的不是,无论好事坏事,一概说好。有人问候他:"近来身体如何?"他回答:"好。"有人向他诉说自己最近刚刚死了儿     

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初探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和改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通过丰富的艺术实践，明确树立了“情节可观”和“不甚奸律”两条原则，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戏曲改编理论。他的戏曲改编思想论和戏曲改编艺术论的建立，为以后中国戏曲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弁而钗》和《林兰香》里的“情”与同性恋

有关晚明文学与当时尊情风气之关系，学界的论述已有不少。本文则试图审视“情”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当时的一些小说作者挪用去为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唱赞歌的。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曾经提出，除了被普遍接受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外，“情”应该被视为第四项不朽。不过，在这里，“情”指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浅论三言中的道德说教

广大三言爱好者和研究者往往注重其“情教”的一面，但作品中充斥着传统的道德说教。在作品中道德说教表现为：强调维护封建礼制，鼓吹妇女贞操、从一而终观念，推崇“忠臣”、“义仆”之类的封建人伦之情，宣扬“义”，宣扬“因果报应”。     

从《墨憨斋定本传奇》的题材选择看冯梦龙的思想形态

冯梦龙是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戏曲家,他的“三言”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而在戏曲上,他的《墨憨斋定本传奇》同样有着特殊地位。冯梦龙更定传奇遵循两个原则情节可观和不甚奸律。在这两个原则指导下,冯梦龙在剧本的题材上,必然作了严格的选择。《墨憨斋定本传奇》可以概括为四类题材爱情、功名、历史和哲理。这些题材反映了冯梦龙自身的思想形态,也与他的“三言”有着紧密的联系。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