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可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的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估计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 改革增加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人均转移支付水平，且下降幅度较大，致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级财政状况。东、中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全国类似，上述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此外，还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地级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国际资本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从纺织等轻工业到汽车、化工、能源、机械制造业乃至电子、信息产业,形式越来越丰富,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将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国际资本呈现出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从中国制造业撤出的趋势尤为明显,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