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后知青”故事的丰富复杂——解读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修改过程》

《日夜书》和《修改过程》通过对知青的生活史叙述,审视了知青一代的命运与思想。韩少功以复杂的文本和叙述回应复杂的一言难尽的生存现实,他自觉远离80年代以来知青叙述的叙述成规,表现对已成定势的80年代历史记忆的重审和批判,从而将思考延伸进当下纷繁复杂的时代命题中,体现出犹豫不决和一言难尽的姿态。     

股权变动模式再审视——兼谈股权表征方式的完善

由于公司法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不明确,形成了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两种解释。意思主义被认为更符合我国实证法特别是《公司法》第32条,因而成为通说。但依据《公司法》第32条2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之规定,仅能得出股东名册登记是行使股权的充分要件,不足以证其为对抗要件,更不能得出其非生效要件,因此意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存在瑕疵。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认定为法律漏洞,由债权形式主义弥补:一方面,意思主义将股权权属与股东身份、权利行使等割裂,难以与相关制度衔接,特别是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共同作为股权表征,易引起权利确定的混乱;另一方面,债权形式主义与股权性质理论以及股权优先购买权、股权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契合,在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定上与民法原理一致,可激励股权交易双方积极公示,并利于增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依据股权表征的要求与域外立法经验,应由股东名册表征股权,并对其制作、公示、更改、维护及相关责任作体系化的规定,以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     

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及文化表征

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是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宽广的表达。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格萨尔藏戏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其歌舞形态为本的言说系统，更贴近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体，并重新廓清格萨尔史诗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的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格萨尔史诗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经历新的蜕变。     

历史解释与历史重演——重塑《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形象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叙述文本,讲述了庄公兄弟二人为王位而反目成仇的过程。《左传》评价"兄不友、弟不恭"的伦常失序是事件的起因。后世评论多以此为据,而忽视兄弟二人的母亲武姜的政治力量。清华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塑造出颇具政治谋略的武姜,综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借助历史重演解释理论分析可知,她与庄公多年秘而不宣的政治角力,是郑伯克段叙述中的内隐的政治背景。庄公借助边父、祭仲等人的长久筹谋,因势利导,驱逐共叔段、拘禁武姜,避免郑国内乱,为国家兴盛谋求发展空间,但他养骄长恶,一贯以满足个体私欲来豢养王室及其近属,为郑国埋下内乱的祸根。     

认知主义叙事理论的运作原理——以大卫·波德维尔系列理论著作为对象的考察

认知主义叙事理论作为一种文本分析方法,目前国内还缺少对其理论来源、内核及运作原理的贯通性思考,这影响了理论的应用与必要反思的出现。大卫·波德维尔相关的系列理论著作,从认知主义的内核、理论来源、运作原理以及叙事认知的心理表征流程等几个角度奠定了认知主义叙事理论的基础。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不但能从源头上更深入地理解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源头脉络与发展趋向,更能为后续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应用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基础。     

劳马中篇小说的历史领悟力

通过对劳马较早时期创作的《抹布》、《伯婆魔佛》、《傻笑》、《烦》、《抓周》等五部中篇小说的文本细读,考察作家独特的艺术品质,并从中析离出作家独特的历史和哲学思辨,更透彻地理解当代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逻辑。     

论适应性表征及其方法论意义

适应性是主体适应其环境的特性,是物理演化系统和生物演化系统的本质属性,反映在认知上就是适应性表征。适应性表征也因此成为知识显现的方式和创造的核心,具有协调性、匹配性、互补性、模拟性和类比性,其表现方式有直接具象表征、间接具象表征、直接抽象表征和间接抽象表征,分别对应于经验主义、建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实在论。适应性表征的实现是通过科学理论核心概念的变化、定律的凝练、理论的更替、模型推理和世界观的改变展开的,具有经验上的适当性。这种经验适当性不仅是感知层次的体验,更是一种认知模式。在认知意义上,经验也是基于心理模型的,心理建模的路径有思想语言、心理表象、心理命题、思想实验和心理模拟推理。这种基于心理建模的适应性表征为科学认知和科学发现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     

比兴:中国文学中政治诉求的叙述策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之一

文学中如何表达政治诉求,实现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使其既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又实现教化功用,是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实现文学与政治的有效联姻,中国古代选择"比兴"的方式。"比兴"是中国古代"言志""缘情"时找到的最好叙述方式,也是表达道德判断和政治诉求的最好方式。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吉冬诺》与瑶族文化

瑶族民间悲剧爱情故事<吉冬诺>是瑶族新的信仰观念,新的婚姻模式,新的悲剧观等多种新的瑶族文化形成和确立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