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宪政民主论及其价值

孙中山的宪政民主论是其民权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中及此后,起了巨大的推动历史变革的作用,迄今仍有在政治思维上的启示性价值:人民主权学说、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思想,以及素朴的民主集中制观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功能定位

按照宪政的要求,宪法应具有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功能、对民主政治的促进功能、对法治的推进功能、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功能。我国1982年《宪法》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它在功能定位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经过4次修正,其功能定位朝着合理性方向发展,有些功能的定位得到了改进,但有些功能的定位还需进一步完善。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制度根基——宪政民主

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制度着手,其制度根基在于宪政民主制度.宪政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强调法治秩序,实现公权与民权的平衡,民主与法治、自由的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多数人的自由权利与少数人的自由权利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有政治上的制度安排达到一种和谐和均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民盟"一大"纲领中的宪政模式--中西宪政模式比较研究

中间党派在1945年10月民盟"一大"纲领中设计出一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所谓"中国型"的宪政模式,就是中间党派吸收了西方宪政中政治民主的内容后,又注入了经济民主的内容。这是中间党派在中国宪政史上为中国设计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宪政模式,但有关这一宪政模式的研究,目前史学界几乎无人涉足。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间党派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与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进行系统比较,旨在说明中间党派所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的特质是: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对公司僵局裁判解散的法律思考

公司是按照权力制衡的宪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其正常运行是依靠股东行使权利和公司管理机构行使职权实现的。但权利制衡有时会导致公司不能作出任何决策和行动。如果两个股东或者两个小集团相互制约,使对方都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就会出现公司僵局的结果。僵局可能发生在股东之间,也可能发生在董事之间。如果股东陷入僵局,公司能在现任董事领导下继续经营,通常的规则是董事为公司服务到有继     

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踏入西方宪政的文化历程 ,追寻西方宪政的文化源头 ,解悟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其中 ,基督教的性恶论是西方宪政的文化根基 ;社会契约的政治化是西方宪政文化的逻辑起点 ;人本主义的崛起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 ;法治传统的近代转型是宪政理想的实证标志。     

论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是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宪法的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 ,实行责任政治有所加强 ,在制度建设上也有进展。但是 ,权、责分离 ,擅自用权 ,违法渎职 ,权钱交易等仍较为严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强调建立健全和严格实行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 ,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从人民主权原则和执政为民的高度 ,充分认识实行责任政治 ,加强责任追究的重大现实意义。当前必须切实注意以下几点 :加强立法 ,完善制度 ;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对象与程序 ,在抓出实效上下功夫 ,加强监督 ,健全制约机制 ;加快体制创新 ,促进责任政治顺利实施。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罗马共和宪政的衰微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改革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小农破产问题，恢复罗马共和政治制度的根基。但这种充满理想和复旧色彩的主张与日益扩大的罗马国家以及地中海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格拉古兄弟的愿望相反，他们的改革不仅未能恢复小农往昔的地位、巩固共和宪制，在客观上反倒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和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共和宪制内合法斗争形式，以直接的暴力冲突取代了谈判和妥协，标志着罗马共和制度的衰微。     

探析宪政合理性

宪政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宪政价值诉求中的合理性。何谓合理,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宪政的价值构造内涵,为中国实行合理化宪政提供理论参考。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