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2015年4月20日，弘道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民本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对话，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三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儒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展开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精彩对话。     

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梁漱溟的早年佛学著作及其新儒学思想综述

早年渴望进入北大深造 ,笃信佛学的青年——梁漱溟 ,以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为媒 ,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 ;初看破红尘几欲避入空门 ,然登上讲坛后却离佛归儒 ,经世务实 ;却又跳出儒家藩篱 ,汲取近代物质文明终成新儒学开山之祖。他一生思想历程极富多变传奇性色彩。他留下的学术成果至今值得后人参考。     

我奋斗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

把这篇送给那些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很久以前曾经吃过苦现在已经淡忘的人。为了这个世界更公平些，我们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作关乎众人命运的决策的时候，让这份社会责任感驻留我们的心中。     

隋炀帝与宗教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 ,多元一体。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 ,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从治本上促进了“大业之治”的出现     

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

透视明清社会救济史发现，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但民间力量的生长空间在于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双回归”——慈善救济活动回归社会事业本位、政府回归其仲裁者和监督者本色的总趋向，仍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