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的历史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经历了"运动式融入""争鸣式融入"和"生态式融入"三个发展阶段,走过了一条改造适应、平等互鉴、自信自强的发展道路,彰显出"民主—法治—生态"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规范联盟视野下党规的基础规范论

社会规范之间以基础规范为核心形成一个有机的规范体系或规范联盟。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基础规范是"硬规范"和"明规范",而其他社会规范则是"软规范"或"隐规范",二者生成的"规范合力"建构了社会秩序。党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规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扮演着基础规范的角色,尤其是规范"关键少数人"的纪律性党规与公法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体系的基础。     

航空器出租人对国际空难损害的赔偿责任

在租赁航空器运营期间发生国际空难损害情形下,空难索赔人或基于方便诉讼,或为获取更高惩罚性赔偿,或对航空承运人索赔无果等因素的考量,会转向对航空器出租人进行追索.1929年华沙公约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并未排除航空承运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的赔偿责任,国际空难损害赔偿诉讼的五个管辖权,均为受害人追索运营航空器的出租人留下了空间和路径.1952年罗马公约对航空器所有人界定的模糊性,使湿租或干租航空器的出租人极有可能被"视为"或"推定为"航空经营人而遭致被索赔.但在航空诉讼实践中,追索对象的隐秘性、各国立法的差异性、相关国际公约排除责任的援用性等,使追索航空器出租人的空难赔偿责任存在诸多障碍,索赔之路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各国航空立法实践和司法判例为索赔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请求权基础:即过失委托责任、产品责任或替代责任.因此,航空器出租人应高度重视对空难赔偿的责任风险,应充分利用租赁协议约定的赔偿条款、责任保险条款、适航责任分配条款以及监控航空器运营条款等措施,进行有效防范.     

On the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Taking"Nayun(拿云)"as an Example

"拿云"一词是近代汉语新产生的词汇,具有典型的动词性特点,其内部构造具有明显的动宾关系,可以充当定语、状语、宾语、谓语等成分.该词的语用风格具有典雅性,结构具有凝固性;其夸张义、比喻义也比较明显.该词的产生具有深厚的认知基础,具体表现为:基于隐喻的词义引申、语言的陌生化原则和基于构式"拿+X"的扩充."拿云"的词汇化始于语言的重新分析机制,历程是错综复杂的."拿云"的词汇化历程体现了部分近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轨迹.     

早期文明时代形成标志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文明形成标志的认识分歧很大,进而影响到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认识和判别。文明作为整体范畴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诸层面,其最鲜明、最能代表文明本质的标志存在于制度层面。基于中国和人类早期文明的主流模式,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应为君主世袭制。     

嵌套并联结构两阶段DEA下科技创新效率测度与分解

目前有许多研究将两阶段DEA模型应用到科技创新活动当中，一般将创新活动分为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转移转化方式下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以获得更多的详细信息，本文拓展了传统的两阶段DEA模型，考虑了嵌套并联结构的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将科技创新活动分为科技成果研发阶段和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并将科技成果转化阶段分为内部转化和外部转化两个并联子系统。本文选取14家中科院院属单位作为被评价对象，应用加权加法分解方法计算整体效率和各阶段子效率。通过将本文模型与传统两阶段模型进行对比发现，传统模型会低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结果表明：整体科技创新效率均值偏低，科技成果研发效率均值高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均值，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中内部转化效率普遍较高但是外部转化效率普遍较低，较低的外部转化效率是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将所有被评价单位分为四类机构，分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实现路径，可以通过重点突破模式和渐进突破模式来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     

两级供应链中延保服务与基础质保服务交互策略

延保服务已成为商家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对象，分别在单主体（制造商或零售商）和两主体同时提供延保（偏向于制造商或零售商延保）情形下，研究最优延保定价、产品定价及延保与基础质保交互的决策。结果表明：维修成本直接影响延保的提供方式。仅制造商或零售商提供延保时，延保期限对基础质保期限有明显促进或抑制作用，且制造商提供延保有利于制造商和零售商。两者同时提供延保时，延保竞争促使其价格降低，且消费者偏向于某主体时，其延保价格相对高于另一方；基础质保与延保的交互关系取决于竞争程度。当消费者偏向制造商延保时，供应链各方所获取的利润较为稳健，相对高于单一主体提供延保情形时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