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的服务业言语交际研究

从Austin言语三分说、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三个方面阐述服务业言语交际现象,继而从会话含义的动机因素、合作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个方面对上述现象进行梳理.其目的是使言语交际的双方能看对象、知语境、讲实效,做到善听善说善解,促进国际服务业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实物资金流量表的预测方法研究

资金流量表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在编制过程中需要采集大量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很多国家的资金流量表都会有较长时间的滞后。在编制实物资金流量表的延长表时，已有方法通常是基于基期与预测期交易收支结构保持不变的假定条件。然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时，该类方法就会失效。基于上述问题，研究弱化模型的假设条件，并提出了新的实物资金流量表预测方法( 简称 FPTF方法)。根据表中元素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该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解除约束，其次基于历史数据的动态趋势，采用适当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来预测目标年份的实物资金流量表。通过仿真分析，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此外，基于中国1992年～2014 年的实物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实例分析，取得了满意的分析结果。     

技术指标能够预测商品期货价格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

基于移动价格平均、动量和移动交易量平均三类技术指标,研究了其对中国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预测效果,并以基于宏观变量的预测为基准比较分析了其预测能力.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技术指标能够在样本内和样本外检验中有效预测我国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其预测效果显著超过已有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宏观经济指标.第二,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和数据频率,技术指标预测效果表现稳健.第三,从资产配置角度出发,基于技术指标的预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能够显著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获得超额收益.相关结果能够为大宗商品投资及风险管理提供经验和策略支持.     

移动支付大数据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效果放缓,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和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京津冀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与探讨

笔者以京津冀区域整体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2006年～2013年相关因素建立回归模型探讨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程度,并构建灰色模型预测京津冀整体区域未来十年65岁以上的人口比,通过分析得出京津冀地区在未来1年～5年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巨大优势空间,并探讨老龄化状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值得注意的问题.     

服务业消费聚集与城市经济双向转型——以江苏为例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逐渐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开始向聚集转型。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集群内服务企业获得内部规模经济,且有利于提升城市内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提升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为了实现现代城市经济的转型,必须不断推动城市消费服务产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区位熵(LQ)指标,利用福建省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分析各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正在或已经形成,但其地理分布不均衡,各种不同因素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其中,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相关,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负相关。为此,应营造发展环境,落实支持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