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平稳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推断

部分线性模型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半参数回归模型,由于它既含有参数部分又含有非参数部分,与常规的线性模型相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解释能力。文章研究带有局部平稳协变量的固定效应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推断。首先提出一个两阶段估计方法得到模型中未知参数和非参数函数的估计,并证明估计量的渐近性质,然后运用不变原理构造出非参数函数的一致置信带,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和实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政府动态奖惩机制下绿色建筑供给侧演化博弈研究

从绿色建筑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效用函数、开发商利润函数和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建筑绿色度、成本等因素对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影响以及政府动态奖惩政策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偏好支付系数和建筑绿色度的增大有利于绿色建筑价格、需求和利润的提高，但高成本却使需求和利润降低；政府采用静态补贴与静态税收政策时，博弈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采用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静态补贴与动态税收、动态补贴与动态税收三种政策组合时，系统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动态补贴与静态税收的政策组合在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优于其他政策；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概率与补贴上限值呈负相关，与税收上限值呈正相关。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欧法律交流之桥的搭建者——访国际知名法学专家弗朗西斯·施耐德教授

弗朗西斯·施耐德(Francis Snyder)是食品安全法、WTO法和欧盟法方向的杰出法学家,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Centennial荣誉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法律系主任等,参与欧盟多项条约的起草,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叶勋章,入选Marquis世界名录选。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C.V.Starr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和欧洲学院访问教授,获得教育部颁发的2006—2007年度"中国文化研究奖",获得2018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基于犹豫模糊语言信息的前景决策方法

本文首先回顾了模糊信息下前景理论研究的现状，发现犹豫模糊语言这一决策中常见的信息表达形式在前景理论框架中的研究被忽略，同时犹豫模糊环境下的前景决策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背景；基于此，本文考虑到决策者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惯用的信息表达以及面对收益和损失时不同的风险态度，试图在犹豫模糊语言环境下构造新的前景理论决策框架，建立基于犹豫模糊语言信息的前景决策方法，并给出具体的决策步骤；最后通过算例分析展示了该方法的实际应用过程，并与犹豫模糊语言环境下的期望效用决策结果进行对比，说明了该方法更符合实际决策情景。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