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国香港住房保障体系的综述及评估

中国香港实行市场私营和政府公营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对该体系中的政府公营保障性住房部分进行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从私人救灾力量中萌芽,香港保障性住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呈现出横向覆盖多样化,纵向保障一条龙的格局特征。总体来说,目前中国香港保障房体系处于良性运行状态,但在配屋效率和流转公平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该体系从宏观模式上对中国内地借鉴意义不大,内地只能学习其管理经验而不能复制其运行模式。     

既要保就业局势稳定更要促就业结构升级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就业战略,积极探索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现实路径,是保民生的根本之策,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顾客与员工:零售业的双重忠诚度培养

一个企业,成在销售,败在管理。高忠诚度的顾客和高忠诚度的员工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武器”。零售王国沃尔玛在这两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国内零售企业要善于借鉴国外的经验,并将其与本企业实际相结合,以促进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壮大。培养顾客忠诚度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顾客忠诚度的重要性:顾客忠诚度提高5%,利润的上升幅度将达到25%～85%;一个非常满意的顾客的购买意愿将6倍于一般满意的顾客;2/3顾客离开原来商店的原因是因为客户关怀不够;获取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保留一个老顾客成本的5倍。另外,公司可能流失80%极不满意的顾客,40%有…     

中国就业管制的测量

对就业管制程度进行判断是就业保护法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就业管制测量方法可以分为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两种类型。由于测量方法的不完善和测量实施过程的不同,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出现较大差异。采用OECD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就业管制情况进行的阶段性测量结果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相符合。这种测量方法在我国有一定的适应性,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因此,亟须对我国的就业管制做进一步的主观调查研究,创建中国劳动力市场管制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我国的就业保护水平。     

美国青年基层就业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以来青年基层就业政策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初始阶段;以州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的转型阶段;多方参与,共同协作下的完善阶段。借鉴美国青年基层就业政策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制定更为细化、更为因地制宜的基层就业政策;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加大优惠力度;更加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相互协作等。     

就业匹配：界定、测量、影响因素与绩效

就业匹配有三种界定方法，分别是横向和纵向、表面和实际及短期和长期匹配。就业匹配的测量方法包括自评估法、岗位分析法和统计测量法，三种方法各有利弊，综合使用在各类研究中。就业匹配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个人人口统计特征、雇主倾向和岗位特征、教育体系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四个角度进行梳理。对就业不匹配与工资、工作满意度、员工流动率及在职培训参与率等因素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就业不匹配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国技能短缺治理及对中国的借鉴

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的技能短缺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的普遍关注.近年来,美国在应对技能短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积累了大量富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对研究中国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对策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将在描述美国近年来技能短缺现状和成因的基础上,探讨其采取的应对措施,以期为研究中国的技能短缺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长期护理制度的发展模式探析:以荷兰、北欧和英国为例

长期护理制度有三种模式:社会保险模式、普遍主义模式和经济审查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典型分别是荷兰、北欧和英国.荷兰于1968年建立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北欧国家基于中央和地方税收资助的公共系统提供普遍的长期护理服务.英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长期护理服务.通过分析发现,这三种模式都出现融资压力大等问题,三者在组织和提供服务方面形成了相似的改革趋势,以促进长期护理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就业管制的变迁与测量——基于1978—2011年国家层面数据

量化就业管制水平的做法源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也为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OECD的就业保护法指数在我国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应用该指数对我国的就业管制进行的年度测量发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管制程度稳步升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82—1994年的探索阶段,1995—2007年的成型阶段和2008年至今的完善阶段。从1986年开始,我国的就业管制逐渐步入正轨,覆盖了OECD指数基本测量项的大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形势和农民工使用的进退两难促使我国就业管制迅速完善,使得我国的就业管制水平在2008年之后一举超越了国际标准。另外,各地区丰富的就业管制经验也是我国国家层面就业管制水平不断提高的内在推动力。我国的就业管制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及法律传统息息相关,这也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