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山植物园游憩功能满意度评价研究

随着植物园"旅游经济"的发展,植物园在承担植物科学研究及科普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公众日常休闲的重要绿地。本文选取南京中山植物园作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游客满意度进行研究,探寻影响植物园游憩功能的显著因子,为未来植物园规划设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游客对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游憩功能达到基本满意水平。其中,植物物种多样性、景区分布、建筑景观、声景观的满意度较高,滨水景观的满意度评价值较低。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发现植物色彩丰富度、科普场所、科普内容是影响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因子。运用IPA图对16项评价因子进行重要度-满意度分析,并对各象限内的因子提出改进方向。最后基于游憩功能满意度评价结果,提出改进策略:加大对植物园休息设施、卫生设施、娱乐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的投入;更新科普方式,增添特色游憩主题园区;完善现有道路体系,增强对北部专类园的可达性;增加色叶植物的种类、提高色彩丰富度等。以期为中山植物园游憩功能的优化及其他植物园的规划设计提供借鉴。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考虑进口配额的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模糊多目标优化决策

针对跨国供应商选择与订单分配问题,在考虑进口配额限制和需求不确定的情境下,构建了一个实现核心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和供应商交货质量最大化的模糊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该模型考虑汇率、关税等多个全球因素,采用一种交互式模糊多目标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应用一个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存在进口配额限制时,制造商会优先考虑低成本高质量的海外供应商,达到配额限制后再选择本土供应商补充剩余订单;2.人民币汇率正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制造商进口成本降低,其会将更多订单分配给海外供应商;3.关税负向影响制造商海外采购。当关税上升时,制造商会减少关税高的供应商的进口数量,选择替代供应商来满足其需求。由此获得如下管理启示:1,制造商企业在选择跨国供应商时,应重点关注本国的进口配额政策,使供应商多样化以减少针对单一供应商配额政策剧烈波动对制造商采购成本和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2.汇率时刻都在变动,制造商企业应关注本国和供应商所在国的长期汇率政策以及短期突发事件对汇率的影响,及时调整订单分配决策。3.制造商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需要对供应商所在国的短期和中长期关税政策进行综合评估。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合理配置政治监督评估与“内控评估”的持续探索——中国40年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的反思与进路

回溯40年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这项改革事业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着鲜明的"政治性监督"特征,第二阶段呈现了"管理的工具主义"特征,第三阶段属于因地制宜、模式纷呈时期,第四阶段出现了改革的"高位震荡"。从96个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案例的关键事件锚定结果来看,这4个阶段主要采用了纪委负责、人事部门负责、编制委员会负责等8类绩效评价体制类型。未来要进一步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事业,就必须遵循体制改革的基础逻辑,将政治监督评价、内控评估应用到合理的范围,有针对性地推进由党委、人大、政协、纪委、本级政府、上级政府等负责的不同体制类型的绩效评估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