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从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大面积爆发,给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已造成了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而在发生公共卫生突发危机事件时,作为合格的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准确、及时、诚实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其掌握的相关疫情信息,以"积极主动实时公开疫情"的态度加强预防、稳定人心、防止谣言扩散,鉴于此,现阶段的疫情信息发布越详细、全面,公众越能心中有数,能有效避免下一阶段工作陷入被动,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府信用危机、平息谣言、消除公众恐惧心理的正面效果。     

社会主义理解史的哲学界划——从未完成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谈起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一部社会主义理解史研究纲要。在对众多"外国社会主义者"的排列与布局背后,体现了马克思对《神圣家族》中三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中对共产主义理念史、三大空想主义者以及德萨米与蒲鲁东思想的整全考察;基于此,马克思得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中,完成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哲学界划,揭示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的内里关联,从而探索出一条德国社会主义本土化建构的道路,为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主义方案奠定了基础。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新一轮世界减税潮:特征、影响与应对

减税的类型有周期性减税、制度性减税、竞争性减税与转嫁性减税之分,各类减税虽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但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交织和转化。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成为新一轮世界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向。综观本轮世界减税潮,其呈现出降低税率与扩实税基两端并举、简化税制与降减成本两相并重、制度性减税与竞争性减税交相叠加、公平性减税与转嫁性减税相互并存的基本面相,并对国内外税收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应本轮世界减税潮,我国应以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为目标导向,在强化财政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按照扩实税基、降低税率、严格征管、强化法治的应对方略,加快优化税费结构与税制结构,有效提升我国税制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并全力塑造高标准、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