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世界文学”：概念辨析、逻辑维度、当代省思——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科学归纳了资本主义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对世界历史境遇下的文化发展趋势作了详尽的阐发.透过“世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具体进路,呈现了文化随生产力、生产关系、全球化而发展的基本逻辑,提供了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思想考察当今诸多的文化现象与有关文化发展的思想观点,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思想洞见.文化具有经济性,也具有政治性;具有民族性,也具有融合性;文化发展具有被动性,也具有主动性.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封闭主义、“普世价值说”与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背离.创新、交流、自主应成为文化建设与文化治理坚持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南京2015年国际生命伦理学高峰会议暨全国第二届老龄生命伦理学与老龄科学论坛”将于2015年6月召开

<正>本刊讯继2007年11月东南大学举办"生命伦理学与老龄生命伦理与科学国际会议"之后,2015年6月26-28日,东南大学将召开"2015年国际生命伦理学高峰会议暨全国第二届老龄生命伦理学与老龄科学论坛";本会议邀请了美国、英国、韩国、德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优秀学者、著名生命伦理学家、老龄问题学者和老     

雷锋生命价值的三重维度及当代意蕴

雷锋的生命价值从历史、空间、境界三重维度上表现为延伸性、普遍性和超越性。雷锋的生命价值符合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需要,即符合人的超越性的要求、符合群体共同发展的要求、符合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要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是对生命为什么有价值、生命价值是什么、怎样实现生命价值问题的直接解答。     

概念迁移视阈下基于语料库的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动名词搭配错误研究

文章拟从概念迁移视角研究大学英语写作中的动-名词搭配错误，研究采用语料库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语料取材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包括大学英语低年级学习者（St3）和高年级学习者（St4）两个子语料库。利用检索工具Ant Conc3.58检索中国学习者作文中的动-名词搭配错误，从而对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动-名词搭配错误进行描述与分类，进而分析造成大学生英语写作动-名词搭配误用的潜在原因，并对现有大学英语教学做出反思。     

创业文化的道德哲学基础

创业文化做为属人的文化必须建立在生命道德基础之上,以生命为中心指导创业实践。而在生命的实践过程中,生命道德基础必然外显为实践道德,最终决定了做为其结果的功业道德。从而创业文化具有由生命道德、实践道德、功业道德三个不同层级构成的道德基础,而西方文化没有自己的生命道德基础,从而无法实现三个道德基础的贯通,只有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哲学,才能实现创业文化三个道德基础的贯通。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