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庄子孝道研究

庄子敏锐地观察到世俗孝道存在着虚伪性及其标准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人们的成见即人为的结果。他反对这种人为的世俗孝道,提倡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至真至诚的孝道观。庄子的孝道的道德境界分为"敬""爱""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六种境界。他认为这种孝道观的道德境界高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世俗的孝道观,并且最终与"道"、"德"相合。     

鲁迅思想的道家情结——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谈起

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名言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也有的认为这是对道教的否定。文章认为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个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从鲁迅的文章和言论中,随处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所以鲁迅与道家思想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