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三谏”胡耀邦

正吴江先生经历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参与了中共许多重要理论的形成,又有一段时间身处政治核心漩涡之中。他与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曾零距离接触,与胡乔木、周扬、邓力群等理论家切磋争鸣,还与陈伯达、康生等也甚为熟稔。特别是胡耀邦在总书记岗位上,吴江在不同时期的三次"直谏",且围绕"厚重"、"威重"、"慎重"三个主题词展开,令人印象深刻,沉思难已。     

西周时期直谏文辞的兴起与发展*

西周中晚期，由于社会问题频出与语言文字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老臣直谏君王的文辞记录，是中国古代直谏文辞兴起与发展的重要阶段。老臣们遵循政教的传统，通过讲说道理、赋作诗歌等方式，毫不留情地直言批评周王违背先王德政、不修德行、丧失民心等错误，反映出当时宗法制崩溃下老臣职责的延续与贵族礼乐地位的上升。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明代言官王元翰事迹考略

明代言官王元翰直言敢谏,不畏权贵,锄强裁暴,关心民生,操守清廉,堪称明代言官者的典范,令世人称道和敬仰。然而,王元翰一生恪尽职守的结果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升迁或嘉奖,反而屡遭降罪贬黜,最后含冤病故于他乡,由此亦可窥见神宗朝言官勇于直谏的群体特征及处境艰难的生存状态。     

一身正气、廉明清正的朱熹

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1130—1200），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其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在这不算长的仕途生涯中，朱熹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而且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惩办豪强，曾为反对横征暴敛多次上疏直谏而“触怒龙颜”，体现了其祟高的气节操守。     

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直谏与巧谏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历代忠诚正直之臣多以“致君尧舜”为己任。他们善于发现问题，并且勇于、乐于对君王规过劝善，一旦奏效，则为天下之幸。可惜，中国的君王们十有八九不具备纳谏的胸怀。于是，一个个直谏者的头颅，一颗颗炽热的丹心，在斩、绞、挖、剐、裂、烹、烙的人肉肢解摧残中化为灰烟。如果能享受到鞭笞、夺俦、罢官、流放、抄家、充军的“待遇”，便算是躬逢盛世了。     

卿相程国祥

婺源沱川余懋衡，明万历间官御史，由于上言直谏开征矿税不合皇帝心意，被停俸一年。后来巡按陕西时，又弹劾税监宦官梁永搜刮民财的恶行，梁永恨之入骨，指使党羽朱纲买通做饭的两次投毒，想害死余懋衡，未逞。天启间，朝廷推举其为吏部尚书，余懋衡看到宦官势力正盛，朝廷腐败，不愿再出任，退而在婺源紫阳书院讲学著书。     

传世本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本贾耽《直谏表》关系考辨

传世文献中的刘允章《直谏书》与敦煌文献中的贾耽《直谏表》，在内容上大多相同，但作者却异，很显然在传抄过程中存在着抄袭改编的关系。文章首先对这两种《直谏书／表》进行文本异同考校，分析其相异之处的不同特点，认为前者比后者贴切合理；其次考察了作者刘允章、贾耽两人的职官题衔与性格态度，指出了前者的官衔准确而后者伪误，很可能是晚唐敦煌人抄袭改编刘允章的作品而托名于贾耽，从性格上也恰可证明这一点，敦煌人故意择取了一位截然相反的人物；最后通过蛮寇与田承嗣之乱、唐懿宗的佞佛与士大夫的进谏等史实进行分析，进一步考证刘允章《直谏书》的真实性与贾耽《直谏表》的伪误，弄清了其在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流变抄袭关系，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为作者正本清源。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