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

对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有一定的提高,但存在整体效率不高、效率差距大、增长幅度小的特征.引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非效率"的主要因素有进口国的班轮运输指数、货币自由度、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优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基于DEA-Tobit的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Tobit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金融支持技术转移效率进行测度,并与其他典型区域进行对比,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判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的金融支持效率为0.343,远低于京津冀的效率水平;(2)在长江经济带内部,受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等环境因素影响,不同省市效率差异明显,效率最高的湖北省为0.514,而最低的贵州省只有0.08;(3)通过Tobit分析发现,在同一外部环境下,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技术转移机构占比是影响金融支持技术转移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提高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的金融支持效率,应进一步优化区域金融要素投入,强化高技术企业研发需求,完善技术转移市场体系,提升技术转移机构的技术管理效率与专业化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