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并仲裁规则的实践与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已有十二家仲裁机构对合并仲裁进行了规定,也有较多司法实践.但在国家立法层面未对合并仲裁进行相关规定,各仲裁规则之间对合并仲裁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关键概念尚未明确、相关程序尚不完善等.此易造成合并仲裁决定对仲裁当事人缺乏约束力,进而导致当事人浪费司法资源.通过对域外仲裁法和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规定的比较,结合我国实践经验与现实需求,未来需在仲裁法中就合意的合并仲裁、限制强制合并仲裁的条件以及合并仲裁程序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发挥劳动仲裁制度特色优势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劳动仲裁与调解、劳动监察、劳动诉讼是我国劳动者权利救济和劳动纠纷处理的主要法律制度。结合各自特点,发挥好各自优势,增强制度衔接,应该是制度改革发展方向。本文理论联系实践,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劳动仲裁制度特色优势并提出相应建议。     

用真心真情为民服务 白山市人社局调解仲裁(信访)办公室工作侧记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关系着民生、关系着稳定、关系着百姓的切身利益,在白山市人社局内有一个特殊的窗口——白山市人社局调解仲裁(信访)办公室。调解仲裁(信访)办公室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信访职能加挂在调解仲裁办公室。调解仲裁(信访)办公室现有工作人员6人(其中2人为办案辅助人员),承担着市本级繁重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受理工作与涉及人社领域的来信、来访接待与处理工作。     

仲裁第三人制度探析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使仲裁活动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签订仲裁案外人的情况，对于仲裁第三人制度是否设立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观点不一。本文在探讨建立仲裁第三人制度时，结合了仲裁的特点、性质、价值理念以及我国仲裁实践的需要等方面，提出了对构建我国仲裁第三人制度一点看法，以期为完善我国的仲裁制度贡献一份力量。     

从营业税规则演进看税收要件的明确化及稳定性

我国1950年以来营业税规则演进史，特别是近5年约400件营业额课税规范性文件，彰显了税收要件向明确化及时效性发展的特点，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应当从“模糊化”向“明确化”、从“时效性”向“稳定性”转变。“营改增”使得税收要件稳定性强化，但是其并不必然促进税收要件明确化。虽然“营改增”即将完成，但是其税收要件明确化及稳定性的演进史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及税收法治提供了现实参考及诸多启示。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