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环境冲突中的原因分析:资源、利益与信息

从冲突本身切入分析环境冲突,并从资源、利益与信息三个方面对环境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和广东茂名芳烃(PX)项目事件两大案例,研究环境冲突发生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污染冲突中资源稀缺到利益冲突的直接路径,也就是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邻避冲突中资源稀缺通过信息闭塞导致可感知利益冲突的间接路径,也就是环境污染尚未形成,但是存在可感知的利益冲突.以此来解释资源、利益与信息在诱发环境冲突中的互动机制.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研究的预防也应当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构建和完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信任机制.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国员工企业伦理态度调查及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企业丑闻的频发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的研究表明,员工企业伦理态度关乎员工承诺度和企业竞争力。本文依据个人层次研究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选择国内6家企业的员工为调研对象,沿用国外企业伦理个体层次研究中广泛使用的量表"Attitude Towards Business Ethics Questionnaire"(ATBEQ)即企业伦理态度量表,考察当代中国企业员工对企业伦理态度的看法;另外,也分析了不同的工作年限,性别,学历,户口等因素下的企业员工伦理态度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员工的企业伦理观存在困惑;大部分中国员工有企业利益相关者意识;教育对企业员工伦理态度存在显著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第三个经济发展引擎,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已迫在眉睫。本文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其次着重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整合,最后提出了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利益分配机制的对策建议,并强调急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死者人格利益法律保护之构建

死者无人格权,但死者具有人格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善良风俗,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也达成了共识。完善死者人格利益应在保护范围、行使主体、法律责任、免责事由及保护期限等方面给予立法规制。     

对现存“小产权房”分类处置的构想

时下,对小产权房能否合法仍有争论,相关政策也曾多次调整,折射出该问题的复杂性。鉴于当下小产权房形式愈发多样,涉及的利益主体日益众多的现状,对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应在坚持利益均衡、区别对待、循序渐进以及维护稳定等原则的前提下,采取分类处置的策略,在现行法制框架内获得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