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为充分彰显中国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和示范引领效应,应科学借鉴德国职业农民十分重视发展内涵与成长轨迹的重合、发展质量与人文环境的交融等成功做法,努力吸取德国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愿景谋划不深、专业化发展进程持续乏人等失败教训,从强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顶层设计、优化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组织保障体系等方面来提升中国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水平。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问题探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对于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适时进行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以检验目标实现度、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内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绩效指标。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机关自身或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文本分析等。     

藏传佛教菩提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菩提心思想作为一种典型的利他主义思想,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理念,其核心是大慈大悲,是通过发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以"七重因果"和"自他相换"等方式,以及以布施等波罗蜜六度来逐步实践、升华的智悲双运观修法门。其中既包涵着从"道德底线"到"亲缘利他"及"纯粹利他"升华过程,也包涵着自觉觉他和自律他律的辩证统一思想。通过提倡和弘扬菩提心思想不仅有利于建立"道德底线"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正确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而有助于建立理性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路径选择与发展进程——《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5: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评介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妇女学(Woman’s Study)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高校。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于1970年建立了全美第一个妇女学系,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第一个妇女学系。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与妇女学的诞生、发展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诞生的。学者们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并由此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员工情绪管理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服务型企业为例

员工情绪管理能力的强与弱,不仅影响员工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工作表现和人际关系,甚至会影响组织整体绩效的优劣。高绩效的员工不但需要具有突出的服务技巧、更高的服务智力和娴熟的应变能力,而且应该擅长调整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工作中情绪的稳定以及与同事、客户之间良好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情绪管理的四个维度(情绪觉察、情绪表达、情绪调整和情绪运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与自我效能感之间以及与工作绩效三个维度(任务绩效、人际促进、工作奉献)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三个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服务型企业员工的情绪管理、工作绩效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型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绩效——基于技术寻求视角

技术寻求型OFDI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备受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重视。以国内具有研发型OFDI的6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07年至2013年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设立海外研发型子公司和进行海外并购能显著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参与海外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呈抑制作用，但显著性不强。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绩效，鉴于我国企业目前整体的吸收能力，研发型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领导愤怒表达对下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综述

传统观点认为,领导消极情绪往往会对下属的情绪、行为和工作产出等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适当的情况下,领导愤怒会对下属产生积极影响。领导愤怒会通过影响下属情绪产生作用,还可能通过下属的认知推理对下属产生影响。领导个体层面、下属个体差异及触发愤怒的原因、任务类型等变量,都会调节领导愤怒对下属产生的影响。未来可以对领导愤怒的前因进行专门研究,以及考虑情境因素对领导愤怒作用机制的影响,对比研究领导愤怒影响的长期结果和短期结果是否不同等。     

战略起点视角下山东省乡村振兴效果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起点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逆向归纳法,构建由5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31项三级指标构成的山东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复合权重确定法以及聚类分析法对山东省2015-2018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振兴指数和排序上看,胶东半岛城市、济南等优势明显,同时可将乡村振兴效果分为四个层次;乡村振兴效果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由沿海地区至鲁中地区向鲁西南地区优势递减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地方财政实力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此,可在高度明确"五位一体"的振兴指向、探索特色化乡村振兴模式以及实施差异化乡村振兴举措等方面构筑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