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船山“忠敬为主,质内文外”思想及其经典诠释的方法论价值--以《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为中心

从《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来看,各家对文质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由《论语集解》、皇侃《义疏》简单强调文、质之异,到邢昺《注疏》指出文、质之同,再到朱子以"质本文末"来重申文、质的不同地位,最终在船山那里发展成为"忠信为主,质内文外"思想。从清儒对"棘子成曰"章的疏解来看,船山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经典诠释的方法论,在此方法的指导下,可以从训诂的角度获知,"鞟"字实际包含着文、质两方面的义涵,而"棘子成曰"章其实是围绕对"君子"概念的不同理解展开的。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论《左传》的音乐美学思想

本文从《左传》入手,重点论述了其中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首先对中国音乐的起源与地位作了简要概括,强调中国古代礼乐一体、礼乐并重的特点,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中国音乐与诗歌、舞蹈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通过对《论语》中孔子有关音乐的论述进行分析,将其音乐思想的核心总结为"仁""和""善",这些思想又在《左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认为,《左传》音乐思想的主要特点体现为教化作用、等级观念、中和思想三个方面。从教化作用来讲,音乐在人的德行、礼仪、仁爱的建构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音乐的教化作用在于稳固德行、安抚邦国;《左传》中音乐思想还表现为严格的等级观念,绝不允许僭越,有强烈的宗法色彩等特点。中和思想的深刻内涵就在于世事应和音乐一样有所节制,而中和之美是音乐弥久不衰的主题。     

“丘未达,不敢尝”另解

《论语·乡党》中"丘未达,不敢尝",一般注释为"孔子我不知(药性),(所以)不敢吃",本文从现代白话译文语句的前后不关联、"达"的释义、"未"与"X(不、岂)敢"的含义、类似馈赠事件对比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可解释为"丘未曾显达,不(岂)敢吃(接受)"。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论语说》初成于贬官黄州期间,在诠释过程中,苏轼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呈现出了疑经改经、杂采众说、阐发性命之说和掘发政治意蕴的诠释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李零文化心态一瞥

2008年,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有谁可以填补中国思想版图的空白?那时候,觉得秦晖先生庶几近之。近年来,我对高王凌、李零很有兴趣,经过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觉得高王凌、李零先生,都属于挑战格局的人物,堪称扛鼎式的人物。高王凌先生,笔者已经写出部分思考,现在,谈谈李零先生。一、生态李零,原籍山西武乡北梁侯村,1948年6月12日出生于前往北平的行军途中——邢台。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