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走出离合词现象的迷局——从准定语与准名词现象入手

词的离合现象是语法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文章独辟蹊径,从与词的离析使用密切相关的准定语和准名词入手,根据句子的信息结构原则,解释了词的离合现象的成因。文章指出,话语的信息结构安排是促成句法结构重组的语用推力:话题语的指称化处置诱发了准定语结构的操作,基本不涉及词的离析;评述语受单一新信息原则制约而出现的事件化处置,迫使及物性低的双音词强行拆分以容纳事件化所需要素,是诱发词的离析并催生准定语和准名词的直接动因。文章的观点是,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汉语中并无什么离合词,词的离合只是非形态语中双音词的用法变异,是语用型语言句子信息结构进行整编与重组的副产品。     

论老子哲学的当代化

老子哲学的当代化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当代语境而言,老子哲学的当代化应重点把握四个方面:老子哲学与治国理政,老子哲学与人类和平,老子哲学与生命超越,老子哲学与生态建设。     

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禅宗现代转型的发展路向及其启示

禅宗在近代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佛教自身革除旧弊以求发展的逻辑要求下,凭借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等固有思想蕴含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价值,通过教内外的努力与作用,在传统丛林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教团化、学术化等几种新的发展路向,它们彼此关联又各具特色。总结和反思禅宗现代转型的这些发展路向,可以为探索佛教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陕南移民“无土化”安置的风险与规避路径选择

政府推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陕南移民安置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果,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与普通农户在利益诉求、行动逻辑与制度选择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中老年移民在生产条件、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使移民搬迁陷入了一定困境,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可持续性。对此,从产业经济理论和农民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利用陕南良好的自然文化资源,结合国家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培养和扶持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计、脱贫致富,确保移民政策落实,促进秦巴山区生态重建成果长久稳固。     

目的论视角下法律文本中中国特色法律词汇的翻译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例

通过对《宪法》(2018年修正版)司法部官方译本中有关中国特色法律词汇进行分类——实体性词汇、程序性词汇及混合型词汇,探讨三类词汇英译,发现《宪法》译本充分体现了目的论三原则,在跨文化、跨语种的法律语言交际中为世界法律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上海智能制造向系统化高端化升级的路径与对策

上海持续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致力于打造全国智能制造的"应用高地""核心技术策源地"和"系统解决方案输出地",但也存在企业系统集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基础优势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促进智能制造升级的生态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未来上海应聚力引进和培育国内外龙头企业,促进多主体、跨区域协同创新,聚焦智能制造生态培育,进一步推动上海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更好地发挥上海智能制造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的示范引领作用.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