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 ——以《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为例

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既是一门语言课程,也兼具了人文特色,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不应该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单方面输入,文化与思政元素应该成为大学英语课程必不可少的内容.本文以《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为例,阐述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大学英语课程融入思政内容的必要性,以及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实践,思政内容的融入,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

本文选取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作为案例,建立一个解释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的分析框架。"氏族""部落""部落群"等概念是具有不同外延的族群指称,在分析部落地区安全时首先应界定地区冲突主体为何者。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因素是部落地区暴力行为主体发起冲突的主要驱动力,但需要在部落社群结构视角下进行考察。当社群外的异质力量试图进入部落体系时,会刺激社群结构产生变化,促发地区冲突呈现新样态。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发生或被卷入的重大冲突事件证明了上述因果逻辑。     

新兴构式“X千万条，Y第一条”多维探析

2019年,"X千万条,Y第一条"结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之一。根据语料分析发现:"X千万条,Y第一条"结构对称,容易上口;构式中"条"与X、Y搭配灵活,提高了这个构式的适应性,"X千万条,Y第一条"成为一种修辞构式。其含义突破了字面的意思,整个构式语义需要重新解读为"在众多存在的X当中,Y是最重要的",表达的语义重心是后一个分句。说话者通过夸大背景X,而使焦点Y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其认知机制符合人们对世界感知的"图形——背景"心理模式和人们对语言使用的社会认知语用机制。该构式广泛地被使用于新闻标题、广告、标语等领域,给人警示、建议、提醒等。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人生目标定格的心理教育

敦煌文书中,有诸多唐代人对满月时的孩子,以及对婚礼上新郎和新娘的颂愿文.孩子满月宴和婚礼宴上,要请"文朗"等人诵读"愿"文.满月时,颂愿男孩:身体健壮,智慧、孝友、忠良,向善、从善、积善,结交不凡之人,心境逍遥,严于修身,学富报国,维护正义,光耀家门.颂愿女孩:贤淑端庄,秀丽守贞,明理聪慧,心善身修,断疑除惑.也告诉家庭:孩子是"仙"降人间,父母宜承恩善养,以报天恩.婚礼上,颂愿婚姻:从结婚开始,男女双方彼此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是家族成员的一分子,共同的责任是生儿育女,共荣共升,双方要束然少年之气.颂愿新郎:潜心家业和事业.颂愿新娘:妥当安排家中之事,相夫教子.这些愿文内容实质上是唐代丝绸之路河西段特殊的社会家庭中,人生目标的定格心理教育,对当时该地区乃至整个大唐和谐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铸造之功.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人性的局限性与可塑性 ——论菲利普·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批判

社会生物学依循"威尔逊阶梯"的总体思路,运用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博弈论分析等概念或方法来刻画与界定人性.通过细致分析,基切尔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论谬误,并在研究结论中混杂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场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基切尔试图表明,尽管人性在基因制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旧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得到重塑与改进.社会生物学对人性固定性的仓促论证,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平等的种种努力.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