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电站保护装置的正确动作率

对现行的电站保护装置的正确动作率提出了欠妥之处 ,建议改进并用离散数学描述它的随机过程。使用分析拓扑中的网收敛表征了正确动作率的极限情况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汉语大字典》书证疏误举例

《汉语大字典》在义项的书证方面存在一些疏误,内容涉及书证欠妥、书证有误、引文失误、一例两用等问题。     

史料引用致误原因分析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自古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错误的或者事实模糊不清的史料很多,如果不作必要的考证鉴别,很难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造成史料引用致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1)史料本身无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而致误;(2)史料本身无误,由于引用者推断不确而致误;(3)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致误;(4)没有直接引用原书而致误;(5)因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6)史料本身就有错误.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及启示

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十分重要。改善政府间财政关系,必然涉及到政府间财政权限的集中与分散的处理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分级财政体制的西方国家里,财政分权理论受到广泛重视,这些理论为建立分级财政体制和强调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和充足的理由,也为我们处理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