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与连珠体

陆机之前,连珠体式多种多样,尚未成熟。连珠体式在陆机这里相对稳定,达到了成熟。陆机使连珠体走向成熟的原因在于其文采与连珠体互相凭借,其好思索现象中道理的性格与创作连珠体作品的要求相契合。陆机连珠体式为后代大多数连珠作者所遵循,成为连珠体的基本体式。陆机在连珠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陆机入洛与“文章中兴”

太康十年(289年),陆机被征入洛.此时,陆机有着"亡国之余"与被征之"南金"的双重身份,被视为"亡国之余"是陆机所无法忍受的;被征之"南金"的身份,则使他看到了通过展现才华,改变"亡国之余"身份,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此时,洛阳文坛也迫切需要一位领军人物将其带入进一步的辉煌,入洛后的陆机正好承担了这一角色.通过与洛阳文坛文人的广泛互动,陆机和洛阳文坛文人共同推动了西晋太康文学走向了"文章中兴"的全面繁荣.     

论颜延之对陆机诗歌的接受

颜延之与陆机诗歌渊源深厚,在多种诗体上模拟陆机,包括公宴诗、赠答诗、行旅诗和乐府诗.他接受陆机诗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追求辞藻对偶,重视语句出处,形成典雅文风;第二,善于描写景物,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家国之悲;第三,运用仕宦意象,刻画游子形象,抒发羁旅之思.颜延之充分吸纳了陆机诗歌的艺术技巧,注重隶事用典,讲究结构布局,诗歌趋于人工化、精密化,引领了南朝一代诗风,在陆机接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陆机太康元年被俘入洛说考辨

陆机初次入洛时间，历来为学界讨论的焦点。现代研究者多支持陆机在太康元年被俘入洛说。重新排比史料并结合陆机、陆云赠答诗的自述，可以考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可信的。     

华亭鹤唳

秦朝的李斯，临终时，在刑场上对其同时受刑的儿子说，“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言下之意，不胜其悔。距李斯死后511年，晋朝的陆机，被押上刑场砍头前，也说过一句类似的名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言下之意，同样也是不胜其悔。     

《文赋》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赋>是陆机探讨文学理论的专著.在<文赋>中,陆机第一次提出了为文"用心"的问题."用心"问题即文学创作心理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谈"心"者不少,但直接阐述文学创作心理问题,并将其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对象,陆机是第一人.陆机的<文赋>具体阐述了应感问题、想象问题、语言问题和灵感问题等诸多文学创作心理问题.<文赋>直接而具体地探讨文学创作心理问题与我国古代哲学"以心为主"的理论探讨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     

从连珠的艺术特质看其文体渊源

作为一种文体的连珠,前人对其渊源肇自莫衷一是,抵牾颇多.从连珠体的艺术特质出发,通过剖析,发现设喻明理、有合因果逻辑的连珠,其最基本的说理方式--"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在墨韩管荀诸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开始孕育发展,中间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到扬雄手中,连珠这一文体已经基本上区别出自己的文体特质,通过班固、贾逵、傅毅、蔡邕等人的开拓,连珠在东汉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后经晋陆机而走向成熟.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