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数据的证据分析

由于人类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的智能和认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电子数据的可信性和证据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通过区分基于有形物和基于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证据属性来审查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电子数据的可信性。同时，基于贝叶斯网络，实践中还需要在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的信息点挖掘、模式识别以及证据表达方式三方面充分利用规则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分析电子数据的认知模型，并用拓扑势形式化地表示电子数据信息中的规律性，这样才能确保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电子数据证据分析过程的科学性。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但是,佘祥林案、杜培武案等冤假错案表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到基层。虽然近几年最高院、最高检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有关的解释,但是在这些规定下,现实中仍存在部分侦查人员通过精神压迫、间接胁迫等方式来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不能很好落实的原因,希望推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构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积极推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有利于发挥刑事司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功能，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案件移送率较低、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转换比较困难、检测鉴定难度大、网络信息共享平台不顺畅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当前应积极推进五项工作：构建考核评价机制，确保案件积极移送；制定案件移送标准，提高案例移送受理率；明确证据转换规则，提高证据采信度；健全检测鉴定机制，确保鉴定意见可信度；构建网络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民事诉讼中网络聊天证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社交软件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聊天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增长迅速。网络聊天证据能否合法有效地收集对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和实体正义的实现影响甚巨。鉴于网络聊天证据在实务中采信率较低的司法现状,有必要对聊天证据收集的指导原则加以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对收集程序和取证主体等配套制度予以完善,赋予网络服务商之法定协助取证义务,以寄望破解当前网络聊天证据原件模糊、取证主体受限、成本高昂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