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道”？谁之“统”？——儒家道统说的建构与变迁

道统，就是按照某种认定的“道”为原则而甄选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并依某种顺序编排成一个谱系。道统说并非古已有之，唐宋以后则颇为兴盛。但究竟何为道统之“道”，则各家的界定均有不同，或偏于外在的规则，或偏于内在的本心，或诉诸社会的道德实践，或究心于空灵玄妙的内圣工夫。由此建构起来的“统”，也不尽相同，有此家认定的人物，他家予以否认者，反之亦然。倡导儒家的道统说，有必要辨明所要弘扬者是何种道，所要传承者是谁之统。     

先秦道家论礼之起源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以母系氏族社会遗风为蓝本而构建成的，比儒家的更远古，其对礼起源时间的追溯，也就更加遥远，《鹖冠子》关于礼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天地初立的泰上成鸠时期。与儒家的礼本于人情和本于历史说不同，道家认为礼产生于对人类各种欲望的节制，这与法家的看法相似，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道家从对人性的破坏这一点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具有消极作用；而法家从现实功利性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有效遏制了纷争，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中国儒法传统下武人心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人是文化哲学的本质和核心，武术文化研究离不开与"武"相关的人本身。以拥有武技的武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角色及其处境为线索，从儒家、法家的文化传统所代表的现实秩序的兴衰与融合的历史变迁中梳理武人心理结构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更真实地理解历史文化变迁中武术与相关传统文化的深层关系。整体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主流文化驱使下的社会秩序形成外部强制，逐渐使武人的自然性情趋于内隐而转化为自我控制和调整，从而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中实现了对暴力的文明转化以及自身心理结构的"理性化"。同时，传统武礼、武德的内涵也是在武人不断调整、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逐步生成与发展的，并承载和体现了一定的儒法传统特征，这一过程整体上也影响了武术的发展走向。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原儒》对道家思想的批驳与认同

《原儒》批驳道家思想的主要理据是圣王模范与大易准则,主要理路是通过孔子儒家的正统观念的疏导与其经典文本的大道全体的诠释,及天人、心物的具体问题求解。总体看,道家思想先天不足,遭遇体用二分的认知困境;其后学主张维护帝制也迷茫本源,遮蔽儒家的大易融贯新论;但其宇宙论与儒家同一宗祖、齐头并进,为实际影响传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思想势力。具体辨析其显学为老学与庄学,前者是开创者,与儒学在心物问题认识上高度一致,而本体理解上有实质差别,导致其本体隐显的阻隔;后者是光大者,其理据未真正自觉到孔子儒学的阳刚本性,但《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为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要领。二者归根于孔子儒学,获得本体支撑与雄壮力量,以免陷于枝用、虚荡。     

儒学与学问——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路径的省思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从儒学思想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儒学思想自身传承系统的演化路径和存在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中,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决定了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儒学曾经被作为哲学（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学（技术化）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从而也就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混一”与“齐同”——《淮南子》的“齐民化俗”观

在社会秩序建设方面,《淮南子》高度重视教化美俗的作用。但特别的是,《淮南子》既持有道家式的＂齐同＂而视的＂化俗＂基本立场;又游走在儒道之间,持有＂行齐于俗,化成天下＂的＂化俗＂施行思路。这使得《淮南子》的＂化俗＂设想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两个层面上分别落实,试图以道家＂齐同＂的理论姿态实现儒家＂美俗＂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