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不同的是,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他们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却因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从中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     

怀疑意识、主体性及其他——论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管辂易学研究——兼论术数学的思维方式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新文化先驱者孤绝心境的象征--论《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与其说是“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不如说是象征主义小说的发端。它主要借重象征主义表现法,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乃至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表征了新文化先驱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而就小说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的去讹存真,恰可揭示鲁迅审美视野的开阔,以及勉力集合诸种创作方法张力的用心。     

陆荣廷政权在边疆民族经济融合进程中运用的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群体,对其历史作用应进行多元化评价。他们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清除了部分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邪恶势力,扩大了近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广西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同时推动了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试论《水浒传》中的文人信仰模式--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结缘说起

文章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六次结缘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揭示文人佛教视野中的《水浒传》,如何在儒家忠义思想与佛教解脱理念之间求取微妙的美学平衡,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信仰模式的独特理解与精妙构建。     

失落文化,两种歌吟——哈代与路遥乡土小说思想基调之比较

哈代和路遥是中西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同处乡土文化被工业文明侵蚀的社会变迁时期,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威塞克斯和陕北黄土地. 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两位作家在思想基调上表现出各自的特性. 哈代小说深受古希腊悲剧宿命论的影响,他笔下的农民面对变化无所适从,听凭命运的摆布和捉弄,通常陷入毁灭的结局. 路遥小说中的农民则对儒家思想做出了现代性的诠释,他们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勇于摸索拼搏,不畏坎坷多舛的命运,始终力求掌控自己的人生. 哈代和路遥为生存逆境中的农民描绘出一幅社会全景图,尽管基调不同,但均关切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思索探寻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映射出当代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迷茫和困境.     

论竹内实的鲁迅研究

2013年7月30日在东京医院辞世的竹内实先生是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在对毛泽东、鲁迅的研究上更是成绩斐然,被誉为日本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在鲁迅文学的研究上,竹内实先生视角独特,见解独到.他剥离鲁迅的“神性”,去掉外界所给予的一切光环,打破“圣人鲁迅”的桎梏,通过分析他的作品,考证他的生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生活的周围条件、担任的职务与世俗身份等,将之还原成一个平凡人,通过融入到鲁迅的平凡生活中,渗入到鲁迅的作品中去“阅读”鲁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还原了“人性”的鲁迅.